新闻网讯（通讯员 蔡敏 李韵熙）12月25日，由国家卫计委主管的全国性卫生行业报《健康报》医疗论坛版以“做对病人有意义的科研”为题深度解读了我校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模式。
在科研转化道路上，同济医院是医学科技创新的“火车头”，是助力医疗卫生改革的“先行者”，是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也是培养医学科技精英的“人才库”。基于临床问题，做对病人有意义的科研，让顶尖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造福民众，是同济人始终秉持的价值观。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成就同济。一直以来，同济医院非常重视医学基础研究及转化医学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大部分的科研项目成果都有效地、积极地进入转化医学平台，作用于临床，催生出大量“同济创新”，极大地提升了医生“看好病”的能力，使亿万患者受益。“做对病人有意义的研究，做人民的好医生。”医学泰斗、中国科学院裘法祖院士的谆谆教诲是同济人坚守科研临床创新的信念和理想。
成功绝非偶然，2017年度同济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项目数在全国医疗机构排名第一，2017年度同济医院在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综合排名全国第六、中南第一。健康报头版头条报道同济医院打造临床研究高地 ，“科研巅峰战略”助推顶尖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惠及患者。这些是对同济医院长期以来致力于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及创新的褒奖和肯定，是对“科研的同济现象”的新时代注解。
健康报原文如下：
做对病人有意义的科研
这些天，院士增选的话题为人津津乐道。华中地区医学领域唯一一位新增院士马丁，多年耕耘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据了解，该院的科研模式也有自身的特色。
从1900年建院起，百姓的实际需求就是医院开展科研转化的灵魂。医院围绕临床瓶颈问题探索符合中国人的诊疗标准，倡导多中心研究、多学科携手攻关，医院从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到经费布局，都紧紧围绕百姓所需所急。
在科研转化道路上，同济医院是医学科技创新的“火车头”，是助力医疗卫生改革的“先行者”，是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也是培养医学科技精英的“人才库”。基于临床问题，做对病人有意义的科研，让顶尖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造福民众，是同济人始终秉持的价值观。
——做科研“火车头” 探索适合国情的防治策略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数据显示，其死亡率逐渐上升，居妇科肿瘤首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近50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其中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10万例，约占世界的1/5，发病率明显上升，且趋于年轻化。
在此背景下，马丁教授团队提出精准筛查宫颈癌易感人群的概念。他带领团队孜孜以求，为捕捉中国人群的宫颈癌遗传易感性基因，他联合浙江、上海、湖南等地数十家医疗机构收集样本，3年内检测16484个中国汉族样本，发现了中国人11个全新的宫颈癌遗传易感变异位点，同时又在全国收集宫颈癌家系进行检测分析，首次在中国汉族人群中证实了宫颈癌遗传易感性，阐明HPV感染只是宫颈癌发生的外因，真正发病取决于内在的遗传特征，也就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2013年8月，国际顶级专业期刊、影响因子达35.8的《自然遗传学》发表了马丁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宫颈疾病系统研究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在前期遗传易感研究的基础上，马丁教授带领团队继续深入研究，证实HPV基因片段与人基因组脆性位点结合，并整合进入宫颈上皮细胞，形成持续性感染，最终导致宫颈癌变。通过绘制HPV整合热图，马丁团队确定了9个高频整合位点，其中3个整合位点是首次发现，成果2015年第二次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
目前，马丁教授和其团队的妇科专家做医学科技创新的“火车头”,在全国多个宫颈癌高发区建立研究基地，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验证和长期随访，促进宫颈癌早期预警、早期精准筛查和早期无创治疗的方案完善，这些工作对中国宫颈癌的风险预测和预防、筛查易感高危人群，个体化治疗、新药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宫颈癌防治策略、保护妇女生命健康这条路上，他们一步步走得稳定而坚毅。
宫颈癌、卵巢癌等妇科肿瘤国际诊断治疗指南仍然将放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案，严重不适合中国现状。宫颈癌真正的高发在亚洲，通过多个大样本人群分析，马丁教授团队发现，当前我国宫颈癌发病特征与21世纪初的研究结果相比已发生变化：我国宫颈癌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农村与城市之间宫颈癌发病年龄及疾病转归的差异小；随着适龄妇女对宫颈相关疾病知识认知率上升，83.9%的患者接受了以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马丁团队提出的这种“新辅助治疗”改写了传统，获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已列入中国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美洲国家癌症指南和欧洲三大肿瘤学会共同编写的妇科肿瘤诊断治疗共识。
从事肿瘤研究30年，马丁教授思考最多的还是如何提高病人生活质量。“最多的病例在哪，最好的医生就会在哪。”马丁教授认为，世界医学研究的中心必将移师中国。“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离不开健康卫生领域的护航。中国的医学家必须脚踏客观存在的实际，才能赢得未来。我们有责任去探索疾病的机理，做基于中国人疾病的原创研究，更精准地找寻民族健康背后的金钥匙，推动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期盼。”
——多中心研究 写符合国人特点的共识和指南
“中国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中国医生来解决。”这一观点已成为该院的共识。
“遗传背景、生活方式差异导致不能套用西方人的模式，中国人的问题我们要自己解决。”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汪道文介绍，目前，我国在心力衰竭和心肌炎方面的研究长期随访不够。冠心病支架植入之后，在进行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时会用到ADP受体阻断剂，西方研究发现，会有10%的患者出现基因叠抗。但我国患者是否会出现这一问题，国内还没有答案。
汪道文教授团队联合北京、石家庄、山东等地的医院开展了6000例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样本覆盖北方和南方，严格随访99%以上，发现我国患者基因叠抗的发生率只有1.4%。同时基因分型研究发现，出现叠抗的患者与现有的基因无关。这意味着，国人使用氯吡格雷几乎不发生基因叠抗，不用进行基因检测，还给患者节省了千元的检测费。
在心力衰竭治疗中，安装支架之后要不要用β受体阻滞剂？汪道文团队的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发现必须要用，但我国与国外的药物选择也存在差异。国外专家认为，氯吡格雷效率低，急性期推荐使用替咯维罗。“我们发现在重大事件上，两种药物效果一样，但是氯吡格雷的并发症少，是我国患者最合适的选择。多中心研究非常重要，对患者的长期随访的工作同样重要。凭借系统的实证研究，让我们有信心说明这些问题。”
暴发性心肌炎是一种凶险的心血管急危重症。国际数据显示，暴发性心肌炎病死率在70%以上，暂无有效的治疗方案。“与纯科学家不一样的是我们围绕临床问题研究治疗。在病例中总结规律，寻找突破。很多疾病发病机制太遥远，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接受新挑战，可能50%是错的，但一定是基于实践。即便全世界没有指南、共识，但我们有经验积累。重病人提高医生科研和临床水平，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汪道文说。
2014年开始，汪道文教授团队瞄准暴发性心肌炎，开始临床研究治疗。先从文献回顾开始总结，再进行科室内部讨论，对多年的成功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总结。对正在救治临床患者的观察更是不敢丝毫松懈：2小时一次汇报出水量；回输300毫升液体，不能快……基于临床实践，汪道文总结出的“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可将暴发性心肌炎救治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该综合救治方案已编写成《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17）》，已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7年第9期刊出。
“要改变既有习惯，执行阻力非常大。但病人来了还活着，在我这里就要抢救。一旦救治成功，患者的复发率极低。从75岁老者到29岁的年轻患者，暴发性心肌炎44位重症患者无一位去世。”2017年9月29日~10月4日，汪道文教授团队收治了3名患者，都平安脱险。目前，这类疾病全国还没有发病数据，该团队从湖北省开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在阜外医院、湘雅医院、西京医院等医院，办培训班将该治疗方案推广。
帮助病人走出“死亡之谷”，找出有价值、有前景、有可能帮助病人的科研项目，推动中国医学的发展。作为“国家队”的同济医院让临床与科研相辅相成，带领全国同行通过科研提高临床水平，做助力医改的先行者。
——打破围墙跨学科联合 培养科技创新团队
记者在同济医院采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耳鼻喉科、儿科、呼吸科、肿瘤科、感染科……这些看似没有明确关联的科室医生常常在一起开会、搞科研，而临床免疫学研究正是这些学科医生集合起来的原因。
2006年，感染科教授宁琴就着手牵头开展病毒性肝炎防治的多中心临床研究。2012年牵头开展“炎性损伤性疾病”的教育部创新团队。
在项目执行的6年中，针对感染和非感染性炎症，她希望用不同的疾病模型，寻找炎性疾病的共性发生发展规律及干预靶点，围绕炎症损伤与修复，肺、肝脏、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道黏膜等重大疾病深入开展工作，起初十几个人的队伍变成五六十人的团队。
“一个季度碰头一次，大家探讨不同领域的临床免疫进展和重大诊疗技术，研究分子和靶标，聚焦合作点。”宁琴教授解释，“大家科研功底相当，又都工作在临床一线，彼此能够理解，可以相互启发。很多时候，科研突破缺的是沟通和头脑风暴。每次开会，半天的时间还有点紧张。在这样的学术探讨中，我们的重点在于治好更多的患者，探讨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治不好？再回归到基础研究。”
这种工作模式让宁琴团队收获颇丰，20多个临床项目、80多篇共同发表的文章从这个团队诞生，并受邀在国际顶级会议发言3次，承担“十三五”支持的项目4项，使该团队在慢乙肝的临床研究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集合出来一个包含60后、70后、80后老中青三代人的创新团队，培养了一批博士毕业3~5年、思路清晰的青年科研精英，科研协同、文化熏陶，潜移默化中，年轻一代形成钻研的习惯，青年才俊得以迅速成长。
在宁琴教授看来，这种模式可以扩展。“比如，肿瘤就是免疫监控的失衡，与免疫调节相关。一个肿瘤的治疗靶点是有通路的。对发现的新靶标进行早期诊断、预警等，需要更多中心的验证。”目前，宁琴团队正在牵头全国十几家中心进行研究前的培训，这是国际上首次开展的多中心临床免疫学研究，没有标准，所有的方法、思路要自创，也要统一。
——打通最后一公里 产学研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2013年，CAR-T细胞免疫疗法在美国已用于临床，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大的医疗中心也开始了实体肿瘤的治疗试验。“能够出国看病的人总是少数，尽快实施能解决问题的医疗新技术是我们这个级别医院、医生应有的责任。”该院血液科主任周剑峰教授嗅到了CAR-T疗法的价值，他深知，针对复发难治、现有技术山穷水尽的患者，CAR-T很可能是绝处逢生的一株救命草。
“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离去是非常难受的。技术晚一天实现，就可能有无数病人失去生存的机会。”周剑峰教授马不停蹄地联络起武汉科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张同存教授团队和武汉波睿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快了研究应用。
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紧密沟通？每周一次雷打不动的与生物医学科学家、实验研究员、临床医生的CAR-T病例讨论，已经成为周剑峰生活的一部分，将CAR-T试验的结果在第一时间反馈、改进、再运用，周剑峰将距离消除肿瘤的“最后一公里”不断缩短。
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2015年，周剑峰教授团队成功实施了华中地区首例CAR-T疗法治疗复发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随着CAR-T疗法治疗白血病的病例增多，周剑峰又开始了新拓展。2016年以来，周剑峰又将CAR-T疗法成功运用于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不到两年，周剑峰带领团队在血液系统最常见的三种恶性肿瘤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北京，上海等地的140多位患者受益，更多国内外患者纷纷慕名而来。
周剑峰认为，医生与企业合作方式有很多种，但双方合作的关键是彼此基于临床问题敞开交流，在实践中单刀直入，提问题、找方向，可以找到更多创新技术。同时，不一定非要与成熟团队合作，双方找到各自的优势，有共同的上升空间，不断进行讨论、磨合，大家都能受益。另外，医院科研管理开放伦理评价，鼓励尝试和创新，可给予医生更多前沿探索的空间。
“早识别、早诊断，治疗突破是医生的期望。与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相比，我们的突破点在哪里？目前，血液肿瘤、淋巴瘤、骨髓瘤等疾病都是世界的关注焦点，也是我们的发力方向。相关项目刚刚通过伦理委员会评价，我们开始着手这些工作。”周剑峰说。
——创新驱动 一系列制度设计为临床转化铺路
“真正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研究都是人民群众所需，这样的科研成果才接地气。”曾长期分管医院科研工作的院长王伟，在院史馆接受记者采访。在馆内，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医院沉甸甸的历史成果和文化积淀：抗战时期，宜宾的百姓出现“痹病”，李化民教授和农民同吃同睡同劳动，发现盐里的氯化钡超标从而导致中毒；1949年该院专家开展规模空前的血吸虫防治运动，并在全国普及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20世纪60年代，湖北地区流行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专家刘锡民扎根农村5年，在全世界首次报道了发病机制并为当地患者开展筛查治疗；1964年，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等创建腹部外科实验室，奠定了我国器官移植的理论基础与临床技术，血吸虫晚期脾大贫血患者的血液回输疗法，慢阻肺协作网络保证了患者的长期随访等。
“临床需求、国际一流目标、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科研创新的三大原动力。”王伟介绍，医院从1900年建院以来，科教兴院始终是发展战略。“格物穷理，同舟共济”的院训更将医生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从2000年医院提出创建国际一流医院的宏伟目标后，医院先后四次调整科研激励政策，从关注数量到强调质量，积极引导医生投身科研工作，更鼓励转化。
2013年起，医院实施科研发展的TOP战略：面向国际医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遴选10个左右学科，每年每个学科资助300万元~500万元，连续资助三年；鼓励年轻医生，医院每年设立院科研基金，拨款100万元资助30~40项研究，扶持青年科技人员开展科研活动；强化优势学科，进行重点实验室评审，每次15个实验室入选，各资助150万元，目前已评审两次；提升公共科研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医院公共科研平台，如实验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动物医学研究中心、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生物样本库加大投入，提升科研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起步相对较晚的学科，每个实验室资助30万元，目前已有10个实验室入选。
医院除了加大自身科研的投入，更积极争取国家、省部级等各个渠道的经费，已获得省、市级科研经费3000万元，连续七年获得的各类科研经费超过亿元，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连续六年突破百项。
2017年，同济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5项，在全国医疗机构中排名第一。“提前布局，积极引导申报，政策指南解读宣传、标书撰写培训、科室动员。组织专家、科研管理人员对项目申报书进行‘三审’，提高申请书的质量。注重科研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从立项、经费预算，项目执行、结题等各个阶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科研项目的完成质量。”王伟道出其中秘诀。
在王伟看来，临床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研究”。医院的科研平台、资金投入、人才引进都围绕临床科研，回归以病人为中心。医院的制度政策就是要帮助医生把科研和临床工作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临床科研取得重大突破，引领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