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师梅先生是我父亲赵学田的堂兄，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我父亲称呼他为三哥，我则称他为三伯。

    三伯早年参加辛亥首义的事，我是在上初中时才知道的。他一生不求功名，极少对人谈及此事，就连对我父亲也不大透露。我曾斗胆问过他，他也只是一笑，就把我给打发了。记得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辛亥革命，有同学告诉老师，说我的伯伯参加过首义，老师很惊讶。他下课还问我：“我没讲错吧？”所以从少年起，三伯在我的心中俨然已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1909年春，15岁的三伯到武昌上中专，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在老乡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进会（共进会后来并入同盟会）。在辛亥首义期间，不满18岁的他当过起义军的联络员，参与十八星旗的设计、制作和传送。革命成功后，他被授予甲等功勋，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公费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工学院任教。

    三伯与我父亲虽然只是堂兄弟，但他俩的交往与友谊胜过亲兄弟。解放前，我父亲到武大任教，就是三伯向校方保荐的。三伯结婚很晚，自己没有孩子，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每次见到我们，他都会拿出糖果点心，还常留我们吃饭，甚至亲自下厨制作他的拿手好菜——叉烧肉和炸牛排。

    1974年我结婚时，他和伯母专门在新涵宫（今大学生活动中心处）设宴以表祝贺。三伯还当场送给我一条质量很好的毛毯，花去了他近半个月的工资。对如此贵重的礼物，我老伴舍不得用，一直存放在箱底直到今天。我对老伴讲：“这毛毯留给孩子们，一代代的传下去，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前辈。”

    三伯在文革中曾是被攻击的对象。但据他的众多学生回忆，他在武大期间，曾保护过许多进步青年。毛主席的经济秘书李锐同志，在去延安之前就受到三伯的关照，甚至在他家吃住。

    在被冲击的日日夜夜里，三伯在武大，父亲在华工，虽然两家都配有电话，但是谁也不敢打电话。三伯曾告诉我：“我多次拿起话筒，但又都放下了。”在那一段时期里，我充当了两位老人的通迅员。每个月我都会骑车去三伯家，转达他们两兄弟的相互问候，也同时捎去母亲做的熟菜和食品。

    三伯一生淡泊名利，生活极其简朴，但是对学生、同事、工人却非常大方。80年代，他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台18寸的彩电，送给自己所在的教研室，可在他家放着的还是一台用了近十年的16寸黑白电视机。

    三伯对自己的家乡巴东县有着特殊的感情。解放前，他就资助过当地的一所小学。每次回老家，他都会对家里的人和周围的邻居嘘寒问暖，对帮过他的人，每次至少给他们两倍以上的回报。他知道我解放后未曾回过老家，就跟我说：“该回去看看生你的故土，养你的百姓，特别是你的贫农奶奶。”

    三伯生前曾立下遗嘱，要把自己葬在老家可以看见长江的山包上，且不准多占农民的土地。伯母和巴东县政府遵嘱，在1994年为他建了一个很小的墓，墓碑正对着长江，墓旁有条小路，当年他正是从这里走向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大道。2010年8月，我回到了巴东，曾到距他老家十几里地的楠木园，由于山高天热，放弃了为他老人家上坟的计划，让我颇为遗憾。

    随着辛亥百年的来临，我对三伯的思念愈加强烈。今年3月清明时节，我去石门峰参加了辛亥革命纪念园的揭幕式。瞻仰着刻有他名字的纪念墙时，我脑海里浮现出三伯那慈祥而又刚毅的脸庞。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被我们搀扶着走向纪念辛亥百年的会场，去回顾他曾经参与过的伟大壮举。

（作者系附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