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个难说之地。在易中天《读城记》和另外一个作家的《大武汉之梦》中，或许还能窥见武汉的三分面目。但这个“三分”，绝非“天下只有三分月色”中的三分，而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毕竟无可否认，它们都有失偏颇地把武汉点缀成了半艺术品，仿佛其文笔起到涂脂抹粉作用。美化之外，难免有些丧失原生态的缺憾。

    曾填过描绘昔日武汉的词《望海潮》，姑且直铺纸上: 两湖要地，九省通衢，曾胜禹封舜壤。兵戎必争，割据务夺，人称天赐之疆。黄鹤凌霄去，赤仙登楼来，梦蝶如庄。豪杰代有，分付笑谈在诗觞。点睛画笔难书，是路上接踵，市上熙攘。层楼雾锁，连城江隔，平川互通无恙。烟雨险图绘，绮奢逼苏杭，车马俱向。过客经此，岂复敛墨诗思藏？

    追溯历史，这首词似乎就是勾勒曾经武汉的《清明上河图》，还原了真相。但据此炫耀，只是自欺之谈。武汉在接下来的时期，上演的“算而今，重到须惊”，成为很多人心中不可承受之重。

    老工业基地的头号，已不复荣耀；华中地区特大城市，也渐成虚名。“东方芝加哥”盛誉显得高不可攀，孙中山先生的“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的梦还是梦。如果要给武汉近年来的发展打个分数，可能连差强人意也难。就连武汉人，都要学会外来人阮籍式的白眼。有人甚至来了个东方朔式的拆字法，给武汉人定位：所谓“鄂”字，两个口意味着多舌乌鸦，而“亏’则恰如其反地表明武汉人不肯吃亏，右边耳字更是形同虚设。此说近乎污蔑，但在指出武汉人性格劣根方面，倒也并非全无是处。

    而如今，武汉已非昔日，无论昌盛之至抑或繁华尽歇。从百余年前“洋务运动”，到今天的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张力场。有人说，武汉已迎来了史上最有利时期。这种说法似有待斟酌，但面对机遇送来的秋波，谁也不可睁目无睹。是否能把握良机，已成为决定武汉与文明相拥或擦肩而过的“决胜球”，不容怠慢。

    没有可供复制的标本。武汉得走出自己特色来，而非屈做学步邯郸。也许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备用方案，已经足以为新的“百家争鸣”提供原本，但笔者以为，万事之先者，莫过于变革思想，重省意识。

    历史上的辉煌与衰落，都应验着某部小说的名字“往事并不如烟”，在武汉乃至全国人心中刻下烙印，或自高或自卑。武汉人缺乏真正的“大市心态”，安于武汉步履缓慢的现状；身上存在着各种弊病，譬如待人冷漠、欺负生人、不爱卫生等不一而足。这些都亟待改善，不然武汉形象毁之殆矣。

    弗洛姆在其著作中提到：把他律变成自律，是最好的统治。这句话，也是医治武汉思想痼疾的良药。武汉当务之急，就是在人们中广泛传播新的思想，宣扬更为完善的价值观，积极推行“政府倡导——学校先行并推动——在市民间普及”的模式，使软性教化变为自觉吸取，就如现代教育观里的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理念。

    潜移默化的精神塑造，往往是入夜微风，润物细无声。如果人们从思想上，不能除旧布新，有根本提升，那么文明城市建设，就会陷入有人倡导、响应极乏的窘境。充分调动人们积极性，为文明建设提供良性群众基础，是武汉臻于文明的充要条件。只有文明意识真正根深蒂固于人心，而非几个宣传家的口号，文明建设才能成为不虚“咸与维新”的群众性变革，武汉风貌的日上，方能近乎全民性。

    提升文明素养，对武汉人来说，既必须又必需。武汉的现状，部分归咎于政策，或不为过，但将它完全与人们观念、素质割舍开来，恐怕可以载入“笑林广记”，沦为笑柄。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有过对“乡土问题”的反思，武汉究竟怎样在文明路上渐行渐远，人们必须接过反思的薪火。从自我做起，应该入主群众意识的东宫。以文明规范自身，做大市市民，势成眉睫。

    2002年两会期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曾问温总理：武汉在哪里？其大意是武汉的作用在哪？武汉的地位何在？闻者痛悲，为武汉成了中国的“被遗弃的布拉格”。但我们要做的，除了痛悲，还有更重要的。

武汉，究竟靠谁来用“文明城市”口号，为自己加冕？答案跟杜牧的《阿房宫赋》里的“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句式若出类辙：只有武汉自己。

                                              新闻学院 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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