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来，是想给大家讲一堂课”。10月16日晚7时许，当余秋雨出现在早已被数千名学子挤得水泄不通的韵苑体育馆后，他这么说道：“今晚我不讲故事，不讲笑话，也不会攻击别人。我只力求用一种明快地方式，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

    而为了让站着的同学“看到他的脸”，余秋雨选择站着讲述这堂近3小时的课程。

    在讲座过程中，余秋雨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纵论起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他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

“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在余秋雨看来，有一种简单的定义方式，那就是“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文化最早出现的形式，是人的痕迹，比如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这些都是人的痕迹。而文化发展到成熟的形式，则不再是人的一般痕迹，而是精神痕迹。“这种精神痕迹需要价值贯穿，这种价值就是精神价值。这落实到生活中，就是生活方式。”余秋雨举例说，外国人之所以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不同。

   “不过，我们现在在学文化、讲文化时，并没有把精神价值放在第一位。”余秋雨说，在中国，人们更侧重于讲授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对于精神价值则讲得很少。他无不遗憾的表示：“这是中国的缺落。”

    “学习具体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文化的主干，一个满肚子全是朝代年号的人，并不一定是文化人。”余秋雨说。

中国文化粗略的线条

    做事需要简明的方式，余秋雨认为了解历史也是一样，需要抓主干。因此，他在讲述中国文化粗略的线条时，只强调了五个重要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21世纪。他认为这是一个门槛，此后，中国正式开始进入成熟文明，其标志有：文字的运用、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祭祀仪式和小城市的出现。

    “中华文明不是最老的文明。”余秋雨澄清道，“最早的文明，应该是巴比伦文明，而所在地就是现在战火满天飞的伊拉克。”他告诉同学们，中华文明是一种比较年轻的文明，“只是她登上台后，便不下台了。”

    第二个重要的时期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余秋雨说，这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智者同时出现在了地球上，造就了有名的轴心时代。当希腊的智者在爱琴海边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的智者在恒河边思考人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智者在黄河边开始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些聪明人会同时到来，并且彼此间有明确的分工，不过这分别带来了三个不同的成果：精神自由，灵魂解脱，和社会管理。先秦诸子的思考，主要就是关于怎样管理的，比如道家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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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公元元年前后，世界一起进入了帝国时代，罗马帝国、秦汉帝国建立，余秋雨认为，这是第三个重要的时期。帝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智者的思维需要行政架构来落实，“否则只能是天上的云，飘着飘着就散了，最多也只能在其学生间流传。”

    第四个值得我们铭记的是公元5世纪。余秋雨说，此时各帝国遭到了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不过，这个‘蛮’字并不是贬义，只是说这群人处在游牧状态，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他解释道。

    据余秋雨讲道，鲜卑族进入中原后，其智者看到自己管辖的地区都处在农耕文明，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进入不了农耕文明的话，就会丢掉打下的江山。于是，鲜卑族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放弃自己的文明，接受农耕文明。而这些，成就了北魏。

    “对于这个朝代，我们一直小看了。”余秋雨说，虽然鲜卑族在与汉族的战争中是胜利者，但他们统治中原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比如不讲鲜卑话，不穿鲜卑族的衣服等。

   “其实当时的汉朝，已经没有‘气’了。汉朝留下来的东西不能构成大气，所以需要蛮力。而这股蛮力就来自北方。”余秋雨认为，正是由于北方的入侵者保留着“气”，汉文化中微弱的部分才得以提升，而这，才是唐朝能够出现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以为诸子百家后能够直接到唐朝，这是错误的，必须需要‘气’。是在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王朝的基础上，才有了隋唐。”余秋雨表示，伟大的唐朝不能用汉民族极端论解释，伟大的唐代其实是各种文明的组合。

    余秋雨强调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公元7至9世纪——“毋庸置疑，此时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在长安。”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够迎接许多飘泊的流浪者，在那儿什么都可以存活，什么都可发育。长安正是如此，一些在外面已经灭亡的教派甚至在长安复活。

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

    相对于其他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保存完好、传承至今的文明，她屹立世界几千年不倒。关于中华文明的长寿，余秋雨认为有三点主要原因：中华文明不远征、不极端、不失控。

    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壮年都去参军，老弱病残留在家里，文化的传承将难以实现。并且统治者带去的文化，也很难在陌生的占领地扎根。所以，余秋雨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将是文化的自杀。”

    不走极端的文化，即“中国历来尊崇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中庸意味着在两个极端中找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点。这种架构能够把坚持极端的人也保护在里面。不走极端的路才是最有效的路”。

    “并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很少处在失控状态下。”余秋雨说，从秦始皇和汉武帝开始，历代君王都知道要把国家牢牢的控制在手中。“虽然这使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的自由，但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

    当然，中华文化也有其弊端，余秋雨认为，这主要也集中在三个方面：不在乎公德、不在乎真假和不在乎创新。

    “中国人一直强调对国家尽忠、对家庭尽孝，却很少在意公共空间。这导致人们缺乏社会公德。”余秋雨说。

    此外，人们习惯于讨论忠奸、讲究善恶、理解好坏，却很少顾及真假。“上世纪90年代时，我的书在市面上一度有90%是盗版，但有位长者却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余，好书多印点有什么关系？”类似的劝告让余秋雨哭笑不得。他表示：“不建立辨伪机制，中华民族的素质将很难提高。”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缺点，在余秋雨看来，是不在乎创新。“比如现在争议很大的80后作家，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爱，毕竟我们不能总拿老一套的标准去衡量年轻人。”他坚持认为，创新有时就应该突破规范。

    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习惯过度情绪化的表达，沉溺于人道主义的冷漠，针对这些在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余秋雨最后告诉全场数千名学子，作为知识分子“要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你们应该去寻找更多的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并且努力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公德心”。
 

                                               （记者团 朱声仄 刘伟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