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团  文露漪 彭丽 梅洪涛 李霁 万芷怡

沿着宽敞少人的振兴东路往前，走过一段一半是用围墙围得严严实实亟待拆迁的复兴村，一半是同样用铁栏和保安亭围得严实的住宅小区，穿过红绿灯，能很容易地找到它——在一排汽修店中，几个红色泥塑的大字“春苗学校”格外显眼。

然而，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所学校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留存的“纯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它唯一的根据地——“常青街常宏里2号”，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武汉市中央商务区。站在学校最近的路口，透过复兴村堆积的砖块，能够清楚的看到中央商务区的“华中第一高楼”武汉中心大厦。

兴衰二十年

今年49岁的黄执宗带着眼镜，身材微胖，说起话来声音平缓低沉。他的办公室位于学校附属幼儿园的一楼，一下课，学生们在操场的玩闹声就充满了这间和幼儿园保持着一样装修风格的浅绿色房间。从打开的窗户往外望去，能够一眼望到整个学校。

1997年，黄执宗经人介绍离开了乡村代课教师的岗位，来到已经开办了两年的武汉春苗学校担任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那时候说实话我也属于是‘外来打工’的，在乡村当代课老师工资100元一个月，春苗当时300元一个月，我喜欢教书，就上武汉来了。” 此后的二十年，他教过语文、思品、历史，渐渐走上了管理岗，现在成为了春苗学校的副校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大城市逐渐出现了大批量的外来务工者，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武汉市进城打工者已达１００多万人。随之而来，是近１０万人随迁子女在汉就读的问题。

“当时武汉市、其他城市公办学校的资源偏紧，加上传统的户籍制的制约，即使公办学校可招收学生数有富余，外来子女上学仍然有门槛，比如说择校、借读都有筛选和额外费用。农民工子女当时进公办学校得交借读费，一般一学期300，六年就是3600，一般都是一次性得交完。”黄执宗介绍道。而在1995年，武汉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00元。

曾经在公办的常码头中学读过初中的罗翔在进入学校时就一次性交了三年的借读费600多元，结果一年后转学借读费也没能退回。

随迁子女在城就读出现了困境，逐渐地，在农民工们聚集的汉口火车站、复兴村等地开始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流动小学”。其中武汉市最早的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是由小商品商人们组织筹办的汉正街工商子弟学校。

1994年，武汉新洲的民办教师陈瑛在汉口火车站发现了随迁子女的“就读难”的问题，1995年，她和丈夫筹资10万在复兴村旁的民房里开办了“流动小学”——春苗学校。95年至97年里，春苗学校的学费是一学期180元，凭借着“不收借读费”的优势，春苗学校的规模由最开始的100多人扩大到了2000多人，包含了一到六年级，并在97年在江汉区办下了办学资格证。

在那个时期，东升学校和春苗学校算是武汉规模最大的两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春苗学校在高峰时期曾经开办了三所分校和一所主校，集中在外来务工者多的常码头、汉口火车站、蔡家田和复兴村，学生数量超过3000人，并从97年开办了初中部，开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而另一所东升学校也开齐了从学前班到初三的班，人数最多时学生数达到了2400人。

黄执宗印象中，1998年，与现在的春苗学校直线距离1000米内有不下10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300米内就有7家，“我们大门的斜对面就是创新学校，背后紧挨着一家小学”。同一年，为避免进城的孩子失学，武汉市审批了198所民办简易学校，但获批的部分学校条件简陋、师资匮乏。

97年在东升学校读小学的张耀的回忆道：“以前武汉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农民工学校，很多都是没有手续的。”在2001年时，楚天都市报的记者曾暗访了6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大部分没有办理办学许可证，校舍破旧，有的教室就设在录像厅、缝纫作坊楼上，学费甚至可以讨价还价。

2002年，教育部提出了“对简易学校加强管理给予必要扶持”。而到了2004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汉蓬勃发展的情况逐渐平复。一方面是政府加大了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控，取缔没有办学资格或师资、场地不达标的学校；另一方面是从2004年开始，武汉市公办学校逐步对于非户籍地学生开放并免除借读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生源被大量吸引走，极大的缩紧了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的“财源”。

从2004年开始，武汉市武昌区最大的长虹学校因缺少生源导致连续四年亏损，最终申报停办。创办于1999年的东升学校也因为校舍问题、城中村改造等问题在2014年停办，学校学生分流到附近其他学校。

“现在武汉市只剩下我们这一家纯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了”黄执宗说。当年学校背后的小学已经关闭，现在变成了在建工地，大门斜对面的创新学校也早就拆除，变成了楼房。春苗学校关闭了其他三个分校，只保留了复兴村的主校区，学生数由顶峰时期的3000多人减少到了500多人。

“转型”的尝试之路

2009年，武汉市教委正式提出公办学校取消借读费，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大大降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价格”不再成为优势。因为物价增长、自负盈亏，目前春苗学校的学费为1500元，不包括生活费。而离春苗学校仅800米的公办学校振兴路小学，学生不需要交纳学费，仅需看个人需要交纳每个月200多元的食宿费。

除了价格较高，硬件和师资上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无法和公办学校竞争。春苗学校目前的教学楼是98年通过转让买下的，曾经进行过地板的翻新，在不少学校已经安装了的投影设备和空调在春苗还没能配备。“投影设施要花很多钱，有的科目不适合这种设备，对学生视力不好，操作上也可能有问题。”黄执宗解释道。春苗学校目前有12个班，总共有22名老师，只有两位是本科毕业，主要是专科毕业、高中毕业，音乐、体育等专科教师分别只有一位，没有兼职教师。

在现实情况下，春苗学校在近几年不断进行转型和尝试。“我们也去过北京、广西等地区考察他们民办学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黄执宗说。

2000年，春苗拿到初中部办学资格，正式开办了初中部。“我们初中那几年的教学成果还是不错的，和附近的中学的升学率相差不大。”说到这，黄执宗面带欣慰。从新洲来到春苗的他，把一双儿女也带了过来。在春苗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之后，他的女儿和儿子进入了教学质量不错的武汉市一中，最后都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但是初中部最终还是在2012年取消了，“这还是基于武汉随迁子女就读的大趋势，随迁子女大都选择进公办高中读书，我们的生源很少。”

2011年，初中部正逐步取消，春苗学校又利用空出的校舍开办了春苗.七色彩虹幼儿园。学校在教学楼上安了七彩的“春苗.七色彩虹幼儿园”的大字，远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幼儿园在学校刚进门的正对面，用铁栅栏围出了一块小操场，占了学校里的一栋长条形的二层小楼，定位是二级幼儿园，每个月收取900元的保教费。“幼儿园没什么利润，现在的办学成本也很高，上学期还是亏本的，这学期生源回升了一些。”刚刚接待完来了解就读情况的幼儿园家长，黄执宗苦笑着说。

2015年，春苗还曾打算办寄宿制学校：在小学一年级不再招收普通班，改招两个精品住读班，为中高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全天候托管教育，每学期收费5500元。不过这个“转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但春苗还是继续进行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优化”。办校以来，春苗学校除了创办者陈瑛夫妇的投资之外，还尽可能地争取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早在1988年，在外租房办学的陈瑛夫妇筹款买下了现在振兴东路的这块用地，由于政府将土地划拨为教育用地，购买土地只花了100多万。因为这块土地和教学楼，使春苗学校区别于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也正是这块“根据地”，让春苗能够坚持至今。

“春苗是中央‘点名’了的，垮不了！”学校的门卫付师傅肯定地说。春苗学校曾经两次上过央视节目，在全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里知名度较高。“‘中央点名什么的不是真的’发展的这几年，政府的支持除了划拨了教育用地，就只是每个学期给学生每人减免105元的学费，这个学费直接在收费时给学生减免，也不是给学校的补助。”黄执宗说。

不同于公办学校由政府划拨经费和物资，春苗学校的经费、物资主要靠校领导的筹措。教室里的桌椅上印着捐助方的名称，图书角的书架和图书是由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学校的四（2）班在传统课业之外还教授学生书法、武术、国学，是热爱国学的企业家和协会联合学校出资开办的“伏羲班”。

“都说普通话”

在春苗学校，老师们有个心照不宣的规矩——“都说普通话”。春苗的教师主要来自武汉或者武汉的周边地区，在上课时，老师们尽量不显露自己的武汉话。从教师岗上退下来的黄执宗的武汉口音和普通的武汉人相比几乎听不出来，“我们很多学生都来自五湖四海，讲着各地的方言，老师先带头说普通话，大家都是说普通话，能够交流，才能让学生们没有异地他乡的感觉。”

在教学资源上的不足没有掩盖春苗学校在对学生人文素养上的关注。虽然根据义务教育法，非户籍地子女和户籍地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武汉市也早已免除了借读费，并将公立学校向随迁子女开放，但是公办学校的招生顺序有七类，户口不在招生片区的占后三类，“无房的，外地户口的”的情况是录取顺序的最后一位。

大部分学生因为名额有限、距离较远父母无法接送等原因没能进入公办学校才选择了民办学校。另外，在春苗学校中，还有小部分是残障学生，“我们的生源实际上是被公办学校刷过一轮了的，但是残障学生我们一样会招收。”黄执宗介绍道。

春苗学校中99%都是随迁子女，为了防止攀比，学校要求学生穿上统一的校服。中午午休，穿着红白校服的学生们从教室里涌到操场，在绿色的人工草坪上玩闹。吃完了食堂午餐的黄执宗走到操场边，熟练地和操场边打闹的几个孩子打起了招呼。户外活动结束后，学生们跑回了教学楼里，一名女学生推着轮椅到了楼梯下，一个男生走到她身前背起她，隔了几分钟，另一个路过的男生顺手把轮椅扛上了楼。楼梯上，男孩们拿着水桶和拖把打扫卫生。

午休过后的午间自习，年轻的女老师张珊珊站在四（2）班里给学生讲解题目，下课后，她逐个点名给学生分析试卷，热闹的课间里，几个孩子安静地绕着她围成了一个小圆圈。张敏看起来很瘦，但讲课的声音响亮，带着眼镜，她把条纹T恤的袖子挽了上去，看起来很干练。今年26岁的她之前在教育机构工作，已经在教育这一行干了两年了，现在进入春苗负责一个班的语文和英语。

四（2）班的班主任肖老师站在教室外面——午休时间教师不能离开学校。教数学的他是湖北随州人，在学校教了17年书，他每个月基本工资是1800元，总共到手的不到三千，不包括五险一金。学校15：30放学，会有校车将学生送到聚居的华安里，但因为不少家长仍在上班，学校也提供每个月200元的放学补习，为家长托管孩子写作业到下午五点。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是肖老师的工作时间。相比公立学校，因为教师数量较少，他们需要负责的课时更多，学生们生活习惯差异大也为他的教学带了困难。虽然工作辛苦，但是因为工资不和教学成绩相挂钩，他并没有感到工作有太大压力。

在春苗学校，近一半的老师都是四十多岁的、在学校任教超过十年的教师，不少教师的孩子也在春苗读了小学，最后和父母一起在武汉定居。“我们老师和学生、家长的关系都很亲密，学生有情况我们都会亲自送回家，这点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般做不到。”肖老师自豪地说。

“我们的老师不少自己家境和学生们差不多，比较能理解学生。加上很多老师在春苗工作了上十年，同事之间关系也不错。”黄执宗介绍。

“想看看大家现在都怎么样了”

春苗学校的贴吧里，发布最多的就是寻找同学的贴子，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往往在几个学期之后就会有人转走，又会陆陆续续有人转进。“我们一般一个班能够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就二十个左右。”黄执宗说。

罗翔曾随务工的父母来到武汉，1996年进入春苗学校读三年级，成为黄执宗的学生。初中时他曾在常码头中学读书，因成绩实在跟不上又转回了春苗学校。初中毕业后，17岁的他选择了当兵，现在定居武汉从商。在部队的时，他特别想念同学，就在春苗学校的贴吧里发了寻找同学的贴子，“结果一个都没找到，班上的人都联系不上了。”

97年开始在东升读了小学和中学，六年级在春苗读了一年的张耀也是跟随父母到武汉的随迁子女，“我年龄小，爷爷奶奶不管，父母不放心我就带在身边。”此后他一直在武汉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却也把家安在了武汉，“在老家读书的话可能就是子承父业——种田或者外出打工，女的很早就结婚了。在武汉读书环境不同，接触的东西多，新事物多，农村10岁小孩不会用电梯，城市5岁小孩就会用了。在哪里读书对每个人影响不一样吧，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他看来，农村氛围里脏话随口一出，打牌，赌博，会直接影响正在成长的小孩。但他也认为在老家读书的同学更质朴，“因为老家农村条件都局限了，在城市读书攀比太厉害了，吃的玩的用的都攀比。”

刚开始来到在城里读书，张耀也会自卑，“农村小孩碰到城市小孩会有自卑感。”之后发现接触的同学生活经历都一样，他才逐渐缓解了自卑，“春苗、东升都是流动人口学校嘛，在这方面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比公立学校更好一些。”

毕业后，他和东升的同学一直保持联系，在他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中，有70%初中毕业之后没有继续读书，选择和家里人一起做事，“我初中同学，有做小摊生意的，有医生，有开出租车的，有做服装生意的，有开饭馆的，干的工作很全面，在社会中基本都是这种读书并不是很多的人。”

和罗翔不同，在贴吧里，抱着“想看看大家现在都怎么样了”的张耀很幸运地找到了几个在春苗的同学，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里相聚，又轻易地分离。长大的他们回归了社会，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正逐渐化为一个城市化进程的时代印记。

     （应受访者要求，罗翔、张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