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没有谁会想到推倒一堵墙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以至于历史不得不为此记上一笔。

　　8年前，没有谁会想到这堵被拆去的墙有朝一日会得以重建，而且建得几乎悄然无声——这堵在北京大学南校门与小南门间重现却在历史中消失的墙，就是北大南墙。

 
　　隆重的告别

　　1993年3月4日，当时还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推倒了校园临街600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此举引发全国轩然大波。当时北大一位学生很激进地说：“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有媒体说“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八年前，《文汇报》曾大胆断言“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而当时主抓这项工程(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任彦申则是最主要的支持者。他说：“产、学、研结合，中国走这条路，是领先的。这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亮点。”

　　南墙胜景风入松书店的前任老板王炜至今仍对当年这一举措激赏不已。风入松也是南墙最早竖起的牌子之一。南墙最初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经营粗放；其后书店、家具店、服装店和照相馆一拥而入；然后是有点情调的酒吧和茶馆悄然出现。1997年来自山西的农民企业家王跃胜来中关村考察项目时，南墙还只有一家僻居地下室且正对着某饭馆厨房的网吧。王被大学生们执着的求知欲望和窘迫的上网环境深深触动了：于是飞宇横空出世并最终一统天下。2000年6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北大南门到小南门的一段距离的正式名称是“飞宇网吧一条街”。

　　南墙最繁盛的时候曾是中关村重要的物流中心，各种地下或地上的交易在这里苟合成交。与南墙同时繁荣起来的还有北大的校办企业。据知，北大一年仅教育方面的支出就需要4个亿，但国家只有不到1个亿的拨款，缺口3个亿左右。如果仅仅依靠国家拨款北大早已饿死。事实上八年后2000年全国校企销售收入483亿，科技产业收入300多亿，其中北大就有120亿，是排名第二的清华的近两倍。……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直到今年4月。

　　2001年4月，北大宣布重树南墙。4月3日，北大资源集团总裁叶丽宁打电话给南墙各业主，通知北大将对其周边环境进行整顿，南墙商业一条街将要拆迁。4月13日，北大正式下文，根据国务院、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府中关村园区管委会、海淀区的指示精神，对北大周边环境进行治理，3天后搬出。

　　如今的南墙飞宇一条街已经全部搬走，原来的位置已经砌好了砖墙，墙外几棵孤零零的枯树，几个想不通的“钉子户”，虽然已经被停水停电，但照旧开张做生意。

　　八年前那堵墙所承载的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曾让每一个南墙业主连做生意都小心谨慎，每一次产权变动也被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被放大关注。与1993年拆墙引发的轩然大波相比，这次媒体的反应轻微得多。似乎时代都将这堵墙遗忘。

　　南墙被推倒的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发表完他振奋人心的南巡讲话。南墙被推倒的前半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第一次写入十四大报告。八年后连北大的伪造文凭都进入市场流通，南门外的公开喊价是每张300元。八年也许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但足以改变一个时代。

　　一堵墙因为回归它的实体意义而变得不那幺重要了。

　　被拆掉的南墙

　　飞宇是这次南墙事件中受影响最大的业主之一。王跃胜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飞宇网吧一条街”数月之间被夷为平地。4月3日，叶丽宁电话通知王跃胜。4月13日，北大正式下文给飞宇，要求其在16日至18日3天之内搬迁到北大资源东楼。已经在北大资源东楼重新开张的王跃胜现在说起来很轻松：“房子是北大的，让我搬，那就搬呗。别说是北大的，就算是自己的房子，国家让搬，我也要搬嘛，没什幺不乐意的。我们也是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

　　可还是有人看见，4月16日上午10时20分，北大对飞宇实施停电，飞宇总店和其它店面一片黑暗，飞宇的员工很不情愿地往搬家公司的车上搬运电脑，很多来上网的网民扑了个空。可能是基于补偿，北大也主动为飞宇几乎让出了资源东楼的一栋楼。目前的飞宇网校已经开课，原来的1800台电脑已经有1200台投入使用，来飞宇上网的人仍旧是熙熙攘攘。真正让王跃胜感到可惜的不是飞宇规模的变小，而是品牌的变质。好不容易建起的飞宇一条街的品牌却无端端变成了飞宇一栋楼。“还好，只要带来网民和市场，飞宇不怕搬家。搬次家，飞宇把原来的市场都带过来了。”他安慰自己说。

　　飞宇每年要向北大支付400多万元人民币的店面出租费。对于不像王跃胜那样财大气粗的小业主来讲，一纸拆迁令可能就意味着生路的断绝。紧靠北大南门的“天光照相”老板李英今年五十几岁，老伴身体有病。李家本来一直住在北大南墙边。北大拆墙时，李英家原有住房被拆除。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新建房屋所有权归北大资源公司，李英具有房子25年的使用权，回迁之前北大提出要交纳60万元的房款，后来李英到海淀区区委协调，前后交纳约6万元房款。

　　记者采访之时天光照相的水电已经被掐断，正在点着蜡烛做生意。据李英本人讲，拆迁一事一直未有正式通知她和其余几家店主(情况与李英相仿)，李英等人曾多次找资源公司协调，前几次没有见到领导，借口是领导不在，后来找到领导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除老伴有病卧床外，李英还有5个儿女，其中小女儿患有脑瘤，一只眼即将失明，家庭负担沉重。“天光就是我一家人的全部经济来源，北大这样做，真的有失一个高等学府的风度。我相信党的政策，也感谢政府这几年给我的关怀和帮助，我相信也愿意服从党的政策，但总得给个说法吧?”

　　希望给个说法的当然不止李英一个，天光旁边的几家眼镜店和照相馆也都在硬撑着。“撑一天算一天吧。”但他们普遍对未来不抱信心。

　　北大需不需要南墙?

　　对于拆墙，北大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同时也是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吕斌给的解释是，一个原因是为了整治环境。当年推倒南墙办商业街，引来很多兄弟院校的效仿，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搞了很多违章建筑，北京市曾下决心要整治，而海淀一带的整治重点是高校的周边环境。今年四环路开通后，路两侧都要后退50米作为城市绿地，南街不得不拆。从北大自身看，南墙商业街紧邻学生宿舍区，吵吵闹闹，影响学习和休息，学生们意见很大；而且南墙地带小店铺集中，外来人口多，卖盗版光盘和假证件的人很多，影响校园的安全和环境。

　　事实上，对于当年的北大和现在的大部分学校来讲，做房地产是他们最现实最可靠的赚钱方式。在中国高校整体科研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在国家拨款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房地产几乎是它们成活的救命稻草。“方正激光照排技术创造了一个大产业，但这是一个百年难遇的高科技项目。有效益的校企绝大多数以经营学校房地产为盈利来源。通过与学校的有利关系获得教学用地进行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利，这在北京的高校中比比皆是。”北大内部都有人这样认为。北大当然可以不在乎那每年几百万的租金(飞宇每年的租金是400多万)，可很多学校在乎。尤其是北大在中国一向被视为某种政治的风向标，北大如此做。可能会断送不少学校的财路。

　　关于商业街和学生的关系问题，可能学生的回答更有说服力。一个在校的北大学生说：“上网不方便了，吃饭不方便了，买书不方便了，总之一切都不方便了。”迄今为止，北大校内没有网吧，只有四家专卖教材和教参的书店，一间咖啡店(2000年5月开张)，一间火锅店(1999年底开门)，四家小餐厅(一家专卖早点、一家远在未名湖北旮旯的北招餐厅好多北大人找了四年都找不到)。

　　如果因为全市的绿化统一规划，而不得不将商业街拆除兴建绿化带当然无可厚非。关键是拆街之后迅速在宿舍楼与街面之间砌起一堵墙，墙外才是绿化带。将学校与外界隔离之意十分明显。

　　有人说北大拆街之举与正在酝酿中的方正体制改革，其意都是想从校企中脱身。“其实当初北大开办校企的原由很偶然，根本没想到会做成一个大产业，同时也没想到会遇到那幺多问题。”北大某校企高层人士说，“推倒南墙，搞产学研一体化，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机遇，也可以说是问题的根源。”北大校长许智宏在今年5月和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教授对话时说起南墙：“南墙有商业的用途，有历史的原因，拆除南墙当时学校经费很少，所以要造一点楼，给人家做生意，赚钱。现在北大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产业，做得非常好。北大南门从北京的规划来讲，造新房子不太有利，而且对我们的宿舍区并不是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同意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把那地方重新移掉，把校园弄得更美丽。这样，在校园外面发展产业，学校里更应重视教育、科研。”

　　在目前北大出台的新的科技园区的模型规划中，北大南街到四环路北侧之间七八十米宽、800米长的所有地方都要开发出来，与北大校园连在一起；南街片区科技园与北大学校主区之间间隔着绿地，而绿地的位置正是现在的南墙所在地。

　　风入松前任老板王炜对这一方案的感觉是“有一点悲哀”。他说当时他选择书店的地点也是煞费苦心，“其实当时校内的房租更便宜，当时的目的就是想有一个文化扩散的社会功能：一方面不离开北大的精神核心，依托北大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保持对外界的适当接触，为当时的北大开一扇窗口。”如果现在北大重建一堵墙把风入松围起来，王炜摇头：“那我们就要考虑换地方了。”

　　风入松书店创办人王炜：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墙

　　我一直认为“wall(墙)”这个东西在中国文化里很值得研究。利用墙来进行文化分沟，实现与异文化的隔离，中国历史几千年，墙一直不倒。看了很多西方文化的书，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人智商不低，但创造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根源自身文化原创性东西太少，从文化上解释只能是中国尤其是近代文化封闭性太强。你看国外2至3岁孩子，我在荷兰，荷兰人很高的个子，弯下腰那幺长的胳臂像一只长臂猿一样牵着孩子走，孩子摔倒了就任凭他摔倒；中国孩子就不行，你摔到了马上就会有臂弯把你抱起来给你保护，这样很安全，对于中国人来讲，安全感始终是第一位的。

　　前几天同唐师曾周国平几个人一起看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周国平说，中国人意识里冒险(比如探险攀岩)的意识太少，而且中国文化里不允许冒险，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等父母死了，你又得考虑老婆孩子，想走也走不成。所以中国的幅员那幺大，人口这幺多，像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没有几个。贵州的天坑最近被发现，而且一下子发现了那幺多，这个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几千年前它就一直在那里，几千年来没人敢去，也没有人对它感兴趣。

　　中国文化一直是个封闭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不鼓励并且轻视梦想，诸如“做白日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说法，同时从梦想到实现梦想的中间环节太少，中国应该多鼓励梦想，同时将身体与心灵同时解放出来，才会催生创造力。

　　北大这次立南墙，具体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作为一个文化核心，不敢于和外界接触，我觉得有一点可悲。北大南墙，我经常从那过，真的很乱，有点像1992-1993年的俄罗斯和香港的某些棚户区；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靠立一个南墙就能解决的。南墙立起来了，这些小贩们还在，学生们只要想买肯定就能买得到，现在网络这幺发达，还有什幺在网上不能找到?个别在行政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靠一些在文化上看起来很愚昧的做法来解决。但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实体是不可能受到束缚的。我的理解，真正的北大心胸应该推倒南墙，推进到四环，和高科技园区遥遥相望，这才是北大应该有的气魄。

　　真正的开放肯定会带来一些不良因素的滋扰，尤其是市场经济，其一基本假设就是人都是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不良因素要靠监管的加强，而不是说你树一道墙，把它挡在外边就行了。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中国文化太复杂，能消解掉一切不积极的东西，长城外那幺多少数民族，不也被同化掉了吗?而且我相信，一切精神性的东西，一旦被开放出来，就关不住了。

　　1993年北大拆南墙时，我正好同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在一起。当时媒体和北大校内有很多争论，他说，这有什幺好争论的?厦大已经有三条街了，这就是特区，还代表了特区形象。这就是当时的沿海与内地、特区与非特区的环境差异。我说也是，在欧洲大学那幺多年，没见过一堵墙，荷兰的莱顿、巴黎的索邦，都是完全Open的。

　　90年代北大学子与南墙：没有南墙的日子

　　对于很多在90年代中后期在北大读书的人来讲，他们对北大的印象往往始自南墙。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火车，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大包小包，坐着全北京最破烂最挤的332路或者320路汽车，穿过正在挖沟的白颐路(好像整个90年代都没有停过)，晃晃悠悠地来到北大。结果第一印象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当时我都想转身坐汽车回火车站搭火车回老家了。它的校门是如此之破，我都怀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走到了北大附中或者附小。还有校门边那些奇形怪状的房屋，那些毫无廉耻的女人们，她们走过来问，“要不要毛片?”天哪，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哪!况且……我爸爸还在身边。

　　我们一进校就被告知，你要对得起这个学校。发校徽的人说，要小心拿着，可别丢了，丢了是不补的，好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呢。师兄们见到我们就说，他们那时怎幺样怎幺样。听得我们这些新生们半夜都还在床上翻滚，仔细琢磨这些话里的意思。后来果然证明我们是最倒霉的一届：柿子林没了，大讲堂拆了，图书馆因为可以谈谈情顺便瞄瞄漂亮女生而成为校内仅有的娱乐场所。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南墙的好，它简直就是一个小社会，吃喝玩乐这里一应俱全，和大学里清教徒一样的生活相比这里简直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还有那幺多的社会闲散人员，因为无事可做，会过来跟你聊天。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那幺多的社会经验。他们会告诉你警察来了，你要不动声色地走开，而不能拔步狂奔；抱小孩的女人的光盘都是假的；什幺样的人是小偷；怎样分辨一只冒充北大女生的鸡和纯种北大女生。

　　当时还在北大计算机系混日子的许知远某日经过这条街道刚刚被某个抱小孩的孕妇追问他要不要三级片之后，又迅速被某伪证分子盯上了梢。最后摆脱了层层骚扰的他扶了扶沉重的眼镜，愤怒地写道：“在北大与清华共同组成的大学区中充斥着肮脏、喧闹、市侩。在这里行走的青年大学生被一种平庸所包围着，伪艺术家们在这里鱼龙混杂，商业气息早已冲淡了大学应有的书卷气，那些街道上除了尘土飞扬与盗版光碟云集似乎别无出色之处。”

　　可是对于更多不像许那样一直是个热爱思考极度尊崇智慧坚信进步主义的好孩子的北大学生来讲，南墙却几乎是他们挥洒青春仅有的自留地了，图书馆里闷得人想睡觉，未名湖边一到晚上人头汹涌，草丛中有蚊子，搞不好还有蛇，请女孩到鸿卢茶舍或者泡沫红茶店约会肯定要比到学五或者艺园体面多了。逻格因和飞宇已经取代了图书馆和一教，红楼和旺福楼里每年毕业生流下的泪几乎和它卖出的酒一样多。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鸿卢茶社和台湾泡沫红茶店的盛况，当时电影正在播《泰坦尼克号》，请个女孩到鸿卢谈《泰坦尼克号》被我们公认为是最风雅的举动之一。鸿卢里一个江西九江的手长得很秀气(当然人更秀气)的女孩是吸引我经常到那里的诱因之一，so sweat a girl!每次我去，都要找她来泡茶，看她纤巧的手在杯间腾挪。她的普通话很不标准，但唇齿间却有一种粘性让你想一头扎进去。她笑起来很好看。后来有一次我在北大最脏的学一食堂里看见她在买饭，当时我几乎惊呆了，最后我花了三块半请她在学一吃了一顿。

　　不过后来鸿卢也好，泡沫红茶(这还是北京第一家)也好，霸必龙也好(天杀的!啤酒卖到了80块一扎)都被飞宇给兼并了。我离开北大的时候，飞宇已经霸了大半条街，半年之后回去，发现被飞宇挤压得几乎不能呼吸的其它几个店面间赫然出现了一家“性用品商店”，当时我心头一阵窃喜，原来一直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总算补全了。

　　古人说“盈满则亏”，果然不久就听说南墙要重新立起来了，原来的那些店面都要拆了。好东西总是不长久，我这样给它一个解释。再过一个月，新生又要开学了，怕他们一来就看不到南墙了吧，一来就在安安静静的校园里，像个未满月的婴儿，不知道是幸福呢，还是不幸。(文—朱坤 图—阎时/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