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赖绪鹏）2018年3月6日晚7点，第2221期人文讲座在东九楼C103教室如约举行。中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雷颐来到现场，以“日本开国、维新的中国因素”为主题，讲述了近代日本以中国为学习对象和了解西方的窗口，但最终中日两国却走向不同结局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国巨舰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水面，这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此行他们的使命是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日本政府。

      这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由此，日本被迫开国，进而维新，大踏步迈入“现代国家”。在日本开国和维新的过程中，恰恰是中国成为了西方了解日本、日本了解西方的双向互动窗口，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马礼逊号”被日本炮击的1837年到1853年，这16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撼日本的大事，即中国的鸦片战争。日本听说比它强大、先进得多，并一直被自己当做景仰、学习对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打败，而且被迫打开国门，不由的大吃一惊。

      日本拼命地想要了解中国鸦片战争的情况，想方设法搜集有关材料。1846年，浙江平湖沈筠辑刊《乍浦集咏》流入日本，有人专门将80余首谴责英军攻入乍浦城后种种暴行的竹枝词集中编为《乍川纪事咏》、《乍浦集咏钞》，作为“警世之书”于1848年在日本出版。书中记述英军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给正值被西方列强“叩关”前夜的日本敲响了警钟。

      这便是日本从他们眼中无比强大的中国惨痛的近代史中学到的第一课：“忧患意识”。自此，日本在强烈的焦虑感中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抵抗即将到来的西方挑战。

      日本人首先“求教”的，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本在明代就传入日本的兵书，这让最初读到相关文献的雷颐颇感惊奇，“戚继光、俞大猷等明代抗倭名将绝不会想到，自己防御和抵抗‘倭寇’、‘倭奴’的兵法战术，几百年后竟为‘倭寇’‘倭奴’所用”。由于西方列强侵犯日本一定是从海上而来，同当初“倭寇”侵扰中国类似，因此日本想借用戚继光打海战的经验。所以即便书中有“倭寇”、“倭奴”等对日本人有侮辱性的词汇，他们也没有坚决拒绝、批判戚氏等人的理论，而是积极吸收。

      正是这些中国的兵法战术，成为日本幕末引入西方现代兵法的导引，对日本幕末接受西方军制改革起到重要铺垫作用，推助日本社会转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日本在历史的分叉路走上和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对待他人经验，“重实际而轻虚文”。

      150年前的3月8日，日本进行倒幕维新，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史称“明治维新”，而这段历史却是中国的悲哀。

      横井小楠、桥本左内、西乡隆盛、高杉晋作等一大批能人志士开始为维新奔走。时年29岁的藩士高杉晋作本对中国十分推崇，希望了解、学习中国应对西方的经验。但到上海一段时间后，他不解地发现在鸦片战争被列强的大炮打开国门二十余年后，清政府竟然仍禁止学习、仿造洋枪洋炮，禁止仿造军舰。他沉痛又鄙夷地写道：“中国的衰败在于不能造能闯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能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绝版。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

      高杉晋作此论相当有代表性，自此，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中国不足为榜样，更坚定了日本有识之士推动维新的决心。

      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本是为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启蒙读物，但却被自诩天朝大国的清政府禁绝。高杉晋作在中国求购时，发现竟连书商都未曾听说这本在日本一版再版、对明治维新起到催化作用的著作。明治维新后，国富民强的日本野心勃发，反过来一次次侵略中国。《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可作为两国对现代化挑战不同反应的表现。

      雷颐以历史学家的客观视角对这段近代史娓娓道来，在那个充溢着吊诡阴影的时代，日本未雨绸缪，从中国的惨痛教训中吸取经验，领悟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蕴，主动学习西方；固步自封的满清政府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苦苦挣扎，两国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分岔路，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