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见习记者 殷宇婷）由“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中国的生育政策正逐渐从急刹车中回缓。生育政策影响的绝不只是空洞的人口数字。生或者不生？多生还是少生？这也从来都不只是人口的问题。2017年10月26日晚七点，东九C103教室里，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风笑天，利落地挽起衬衫衣袖，开始向同学们讲述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的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和影响。
“独生子女”是政策的产物
在八十年代以前，人们没有“独生子女”的概念。独生，只作为一种极为少数的自然现象而存在。风笑天微微别过脸，以轻快的语调回忆：“在我小学的时候，想欺负班上唯一的独生同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嘲讽他‘你这个独儿种！’”那时，独生的子女总是被取“独苗”、“独儿种”等略带贬义的绰号，因为独生往往代表着父母长期分居或母亲身体一直欠佳等特例。在西方，single child也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专有词汇去描述。
直到1979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才作为一个概念被众人熟知。
风笑天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近葫芦状的中国人口增长图像，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为遏制人口快速翻倍的不利发展，中国采取了急刹车式的计划生育政策。他目光深沉，一字一顿地转述自己在博士论文中的描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中国清醒了，中国要腾飞了。可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像两个沉重的包袱，挂在中国要起飞的翅膀上。”一个停顿后，他的声音陡然低沉“中国飞不起来。”
可是紧急政策的实行缺少人民观念上的过渡，突然的生育限制强烈冲击了人们传统中“多子多福”、“传承香火”和“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此之前，农民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就算是知识分子家庭也平均养育4个孩子。“因为父母在报社里工作，我小时候就在报社院子里长大。和我一起长大的玩伴，没有一家是少于四个孩子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家里的老大就叫五三，老二叫五五，老三叫五七，老四叫六零。”讲到这里，奇特的取名方式让同学们都议论纷纷。
那时农村大量地出现了超生游击队，甚至许多夫妻一了解到肚子里是女孩就马上堕胎，直到怀上男孩。因此，独生子女作为紧急政策的产物两性比例极不平衡，其中有几千万的男性会成为绝对的单身。
“独生子女”的问题饱受诟病
碎石入海，尚有浅漪。“独生子女”的政策一下达就掀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独生子女还未出生就成了专家们口中的“问题儿童”，他们参考西方文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具有自私、任性、胆小、孤僻等一系列的个性缺点。一大批“问题儿童”的出生使许多父母忧心忡忡。
八十年代中期，“小皇帝”一词更是风靡全国，只要提到独生子女，人们脑海里闪现的就是“小皇帝”。但事实上，“小皇帝”这一描述的来源并不科学，只是两位美国记者在北京的小学门口听闻的三言两语。而后，一位作家到皇城下的“贵族小学”采访了几位小学生，并依此写了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发表在了知名文学杂志上。文学性的渲染使得报纸转载，影视剧跟风。
独生子女是否有别于非独生子女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依据风笑天现有的研究情况，他发现这两部分孩子总体上并无差别，除了懒惰这一点。在结婚之前，独生子女懒惰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在婚后，双方的懒惰比例就基本持平。所以他戏称“婚姻是一所学校，可以帮独生子女改掉懒惰的毛病。”其实，后期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把家庭中独生与非独生的差异弱化了，让两部分孩子渐渐趋同。
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存在于社会当中：过分保护，过分宠爱，过分营养，过分期望。风笑天最厌恶一句广告词——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起跑线又在哪里呢？一开始是高考，后来是中考，一直到现在的胎教。” 在大家感触颇深的小声议论中，风笑天无奈道，“这完全是一种扭曲的教育观。在我看来，教育独生子女的关键是教育他们的父母，可这比教育孩子难得多。”
走一步看一步的“全面二孩”
生育率远小于更替水平、老龄化严重、人口红利下降、出生性别比持续超高，迫于种种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国家开始调整生育政策。
“单独二孩”意外遇冷。于是“全面二孩”开始实施。具体的结果因施行的时间较短还不得而知，但高龄生育、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准备不够、女性生育与工作冲突的加深等问题都随着政策的变革，日益凸显。许多夫妇都不愿意再生二胎。
“你可以强制人不生，可你不能强制人生啊！”风笑天摊开手，笑着强调道。他设想，如果“全面二孩”的效果还是不够好，可能将来政策会继续调整，比如完全放开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具体的政策调整还是要看你们的表现！表现得好，就不改政策。”被寄予厚望在场同学都忍不住会心一笑。
讲座的最后，风笑天还解答了许多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关于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不同、配偶选择、政策下人的生育权利、“全面二孩”后的职场压力等问题，风笑天都尽量进行解答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