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滕时稼 摄

■记者团 朱雯卿 刘星言

“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余华带着他的梦和故事来到华科，“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4月12日，华中大为文学狂热。

记者团 赵海静 摄

没有任何生活会辜负我们

在文革中长大的余华有着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不同的童年经历。1973年上中学时，林彪事件已过去两年多，文革也进入后期，县城图书馆得以重新开张。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当时父亲为余华和哥哥办了借书证，而图书馆里只有两个书架的书，算得上是文学作品的更是不超过30本。余华轻松幽默地回忆道，有一次哥哥和图书馆管理员起了争执，结果借书证被没收，他心里很难受，到处找书看，“就像吸食毒品的人突然没有了毒品一样。”

因父母都是医生，家里除了医学书籍外全是《毛泽东选集》。无奈之下，余华只能看《毛选》，却惊奇地发现里面的注解很有看头，涉及了很多历史人物和故事，他感叹道：“那种感觉就像发现了新大陆！”革命文学没有人物、故事和情感，可注解里全都有，他看得极其入迷。当时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吃晚饭，趁天还没黑时，余华抓紧时间看书，被邻居打趣道“政治觉悟早”。

看完《毛选》后，苦于没书阅读的余华只能看大字报，“我发现里面有很多‘色情’的内容，因为有‘通奸’这个词。”于是他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字报，通篇找“通奸”的内容来看，找到就认真看，“但还是满足不了我的需求。”讲到这里，在场的同学们都忍俊不禁，为余华的坦诚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人认为，余华许多作品中的性描写是故意吸引读者的噱头，而余华指出，各种形态的性描写正是刻画了从性压抑到性泛滥、性放纵的演变过程，“性”作为其中的发展线索，能够描摹出社会形态逐渐发展到非黑即白、政治至上，再到金钱至上的巨变。

到了高中，文革时的禁书终于开始暗中流传。哥哥有时会带回一两本，可是由于经过多次转手，书页越来越少，有的书前后都少了十多页，书名和作者都不得而知。余华笑着回忆偶然读到外国人写的“黄色小说”，他看得“心惊肉跳，一边看一边注意旁边有没有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很多书重新出版，余华读了莫泊桑的《一生》才发现，这就是当年那本让他心惊肉跳的书。

正如雨果的诗作：“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余华认为，作家的心胸是开阔的，笔下的人物总有其影子。“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也都不是我。”例如《在细雨中呼喊》，余华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少男的性成长史，或多或少地融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由于读不到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余华称“这种感觉非常痛苦”，因此晚上睡觉前他就自己编故事，编得不满意第二天晚上又重编，无形之中训练了他的想象力。“没有任何生活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尽如人意的事也能带来巨大的财富，同学们都深受触动，纷纷报以赞许的掌声。

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

余华的正式写作始于80年代。当时他非常追捧T·S·艾略特，很羡慕艾略特在中学毕业前就看过1000多本文学作品，而他只读过十余本没头没尾的小说。余华便开始一边读小说、一边写小说。

彼时伤痕文学正在兴起，他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后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极度迷恋川端康成”，读完了他在中国出版的全部小说，同时不断学习他的写作思路。《禽兽》的最后一段话使余华的思维和想象力慢慢被打开——母亲在女儿逝世当天的日记本末尾写下：“她的脸儿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个新娘子”，不是悲恸而是平和淡然。余华总结了他的阅读心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陈旧的题材、故事或者人物，只有陈旧的作家用陈旧的方式写作。只要你的思维是新的，再陈旧的题材也会焕然一新。”

学习了三年川端康成之后，余华恍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川端康成的陷阱，“这不是翅膀而是枷锁”。当他在陷阱里大喊救命时，卡夫卡从陷阱的边缘走过，“救”了他一把。1986年余华读到《卡夫卡小说选》，从此明白写作是自由的，同时写下了成名作《18岁出门远行》。“解放自己是最重要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畏惧，因为没有对或错的事情。写作就是不断遇到又克服困难的过程。”

心理描写曾带给余华很大的写作障碍，激烈的段落又无法绕开它。对于作家而言，当他内心平静时，写下的心理描写会缺乏价值；但当他内心万马奔腾、杂乱无章时，却又无从下笔。余华反复强调，伟大的作家从不在困难前退缩，克服障碍以后一部伟大的作品可能就诞生了。“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

我为什么偏爱暴力？

1987-1989年是先锋文学时期，暴力成了余华作品中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洪志刚教授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余华早期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非自然死亡的人物多达二十九个，称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一度让很多读者好奇，甚至去探索，为什么余华那么喜欢把血腥和暴力写进作品？余华的答案简洁而准确：“生活给了我那么多暴力。”

从小在医院长大，余华不仅很喜欢医院消毒水的气息，还经常去家对面的太平间闲逛，不时去手术室看父亲做手术，加上5年牙医生涯，他看到过很多血淋淋的场面。护士会将血肉模糊的东西从手术室带出来，倒进池塘中，“夏天池塘里的苍蝇像地摊一样铺着”。文革时期，打群架是常事，他曾亲眼看见有人在3楼被重重推下。

余华抑扬顿挫地叙述道，那时他白天写暴力的文字，晚上做噩梦被人追杀，常常在冷汗中惊醒。一个很长的梦让他决定不再写暴力文学。他梦到在中学操场开批判大会，自己被五花大绑，“判处死刑，马上执行”。文革时没有公检法，因此两个解放军直接把他押进卡车，拉到海边枪毙，小镇的居民像过节一样热闹地追着去看，半途中，他清晰地感觉到脑子被一枪打空了。惯于妙语解颐的余华声情并茂地开起玩笑：“我死了还爬起来对解放军大吼：‘还没到沙滩呢！’”

我是记录者，不是写作者

因小学课本里有鲁迅的文章，而老师强制要求学生阅读，余华当时“很不喜欢鲁迅”，但《狂人日记》让他改变了对鲁迅的固有偏见。读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余华便惊叹鲁迅了不起。伟大的作家与普通作家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同样写精神失常的人，大师能将其写得逻辑清晰而非语无伦次，正常人又能明显区别其不正常之处。

《孔乙己》在开头便不同凡响，对话描写也相当精彩，各处细节寥寥几笔便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最吸引余华的是，孔乙己在腿被打断后，鲁迅只多写了一句“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便交待了他是如何走进门的。

福贵的人生是悲剧，那么他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惑着广大读者。虚构世界的人物跟现实世界的人物一样，命运由自己安排，不受别人影响，一旦活着就会走出自己的路。余华亲切地表达了他同样感到困惑：“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问他。”

“我是记录者，不是写作者，起码要让自己读了也会产生幸福感。”余华承认，在他笔下的所有人物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福贵。写完福贵后自己也豁达多了，“人应该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对别人争着想要的东西保持淡然。从某种角度上看，福贵就是我的人生导师。”

“想象力的长度可以抹去所有的边界：阅读和阅读之间的边界，阅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生活之间的边界，生活和记忆之间的边界，记忆和记忆之间的边界……生与死的边界。”余华在书中写道。

阅读与写作是他的道路和生命，他沉浸其中浑然不觉，感到一种生命被透支的亢奋，在怪诞和隐秘中接近真实的生活。读者在余华的文字中感受到他的纠缠，敬仰他的坚持，看他用笔跋涉出自己的履历。就像孟京辉评价余华时所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有一两个能用自己的文字把它写出来的人是很幸运的，能把有形的东西变成无形的东西真是太伟大了。我觉得余华是一个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