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见习记者 黄树

　　黑衬衫，牛仔裤，红黑相间的运动包，4月12日上午9点40分，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丁帆教授微笑着步入东九c502，为早早等候在那里的同学们带去一场文学的盛宴。

　　“接下来我站着讲课，方便板书。”丁帆在上课伊始便说。他笑称自己本来是拒绝演讲的，一讲便想放开了讲，而这次没办法是“被胁迫来的”。同学们都会心地笑起来，教室里平添了几分轻松的气息。

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丁帆首先谈到的，是关于文学史的问题，即新文学与旧文学断代的问题。学界历来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丁帆也就这一问题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912年是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历史节点。面对学界主流的“1919年论”，丁帆主张应当把1912年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应当把现在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1919）找回来。

　　接下来，丁帆详细阐释了他将新旧文学的分割线置于1912年这一中华民国成立之时的原因。其一是文学创作与朝代的更迭无法分割。“中国的文学史离不开政治环境的，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把玩的艺术品而存在。”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无一不昭示着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政治上的更替的紧密关系。其二，新文学的内容是围绕着三民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来展开的。谈到这里，丁帆把五四的新文学定义为“人的文学”，自由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创作用之不竭的源泉。其三就是1912年封建帝制的被推翻，人民言论自由权力的获得才使得之后的新文学如火如荼成为可能。

新世纪文学的乱象症结

　　“实际上当前的文学的病很重。”当谈到现代文学创作的病症时，丁帆说道。面对当代文坛的种种乱象，丁帆尖锐地指出了其症结主要在于三点。

　　首先是创作中的“反智”倾向越来越突出。“许多作家从九十年代开始已经‘精神侏儒化’了。”他严肃地指出现在的许多作家不能称之为作家，而是“写手”。说到这里，丁帆在黑板上重重写下“写手”两个字。“在市场的诱惑下，大量的作家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拒绝做社会良知的代言人。”

　　其次是放弃了许多重大题材进行写作，而注重“一地鸡毛”式的琐碎题材。作为“新写实主义”的发起人之一，丁帆坦言他原旨在于提倡回到现实主义、重新构建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但后来新写实主义却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当时我的主张很明确，什么叫新写实？我们借鉴的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面去，把一般的路人当做表现对象。”丁帆选择用“毛茸茸的”“有质感的”“原生态的”等一连串词语来阐释他所提倡的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发展到后来成为‘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琐碎的现实主义，那不是我们要的新现实主义，它失去了批判的锋芒。”

　　最后则是浪漫主义的消逝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变异，取而代之的是平面化的写作，取消了文学的经典化。“诗性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谈到他认为的中国最后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的张玮时说，许多人嘲笑张玮堂吉诃德式的精神时，却少有人能真正看完其430万字的作品，更遑论写出这样的作品。

一年磨十剑的文坛

　　丁帆认为在当下的文坛，文学作为一张商品，其尊严已经被践踏了。“现在大量电视剧被改编为小说，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出现以后，文学作品对人物内心的冲突和人性的裂变的刻画就不够充分。”

　　丁帆继续用他那带着吴地口音的普通话激昂地谈到：“现在许多文学作品的创作周期大幅度缩短了，从十年磨一剑变成了今天的一年磨十剑。”他举例，现在许多高产作家常称作品的构思十几年前就有了，只是现在才开始动笔。“那都是骗人的”他犀利地指出，“这些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皇帝的新衣”他微微顿了一下，“只有‘我们儿童’才能够说出来。”丁帆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文学作品，必然需要时间的打磨才能显现出其语言的张力和思想的深刻。

　　谈及自己编订一本文学教材的经历，丁帆说相比现在绝大多数流行的动辄数十人的大军团作战，他更喜欢自己和学生两三人一起完成整本书七八十万字的编订工作。“那种几十个人一个人写一章的做法，一本书就是一盘散沙。”

　　“青春的五四，五四的青春就在于对一切事物所持有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临及下课时，丁帆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