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互联网影响下的传媒转型
发布时间:2015.11.02

来源:记者团 编辑:邓妍方 见习编辑 周小琪 浏览次数:

  新闻网讯(记者团 见习记者 卢功靖 刘安琪)“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媒介,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10月3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做客我校,就传播转型问题与在场师生分享自己对互联网的见解。


“互联网+”而非“+互联网”


  喻国明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互联网的应用仍处于相当肤浅的水平,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总体上还处于一个手足无措的境地。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从自身发展的逻辑出发,把互联网作为延伸自己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宣传平台、一个锦上添花的工具。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媒介,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而‘互联网+’则是把互联网视为构造社会和行业全新格局的建构性的重要要素和力量。”


  他提到,在面对互联网的问题上,包括媒体业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的逻辑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这是近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这绝对不是一个‘+’的前后位置的简单变换,其中包含着我们对于互联网价值逻辑的运用模式从肤浅到深刻的巨大转型。”


  喻国明把互联网比喻成电脑操作系统,任何一款软件都必须遵从互联网的逻辑和规则办事,如果不嵌入互联网所构造的操作系统中,就会沦为一个“价值孤岛”,失去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


互联网激活个人传播能量


  相比于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互联网恰恰激活了比机构更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个人。人们可以自由地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平台来表达、交流,并进行基于连接的各种创造。在喻国明看来,“互联网是一种激活个人要素的高维媒介”,蕴含于个体身上的种种资源、价值和能力,在互联网的连接之下被检索、发现、激活、利用和整合。


  “个人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被激活。”他说道,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工具的普及使得个人实现表达权利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统媒体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通过议程设置筛选传播信息,决定着公众的社会视野并主导公众舆论。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淡化,“个人湮没的信息需求与偏好被激活。”


  除此之外,“个人闲置的各类微资源被激活。”喻国明举例道,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生利用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仅花费2天半时间就完成了以往需要半年研究才能成稿的论文。这充分说明互联网的连接性与开放性特征激发了个人储存的微资源,原本散落在个人身上的时间、知识、经验等各类闲置资源在互联网条件下被发现,各类资源之间的连接呈现出无所不至的可能。


互联网带来新的传播格局


  “用管理和治理传统媒体的方法来管理互联网是可笑的。”喻国明提到,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做客户端、APP,“这种努力的未来99.9%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寡头独占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要实现平台作为互联网入口的价值,要做入口级的平台,以适应人们使用习惯的方式聚拢人们的注意力。并且要形成一种流动的能量,平台聚集了很多注意力和人气,它还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应用型系统去实现商业变现,文化变现或是社会价值变现,它需要一个变现的空间。


  对于如何把入口级平台流量实现价值变现的问题,喻国明以成都商报运用“城市车管家APP”为例,提出要吸引基础用户,把基础用户变成消费用户,扩张用户消费方式,实现价值变现。


  针对当前互联网运作管理方式,喻国明引用空间理论,提出“用传统的低维逻辑和范式去操作互联网是荒谬和无效的”。


  譬如,在互联网中任何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要他上传的内容能得到情感共振和价值认同,就可能在层层转发中实现“核裂变效应”。


  在喻国明看来,今天构成社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物理渠道,而是人际关系渠道,要使传统媒介生产的内容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会关系渠道中。


  “要用新的视野去看待互联网传播,在以后学习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方向。”新闻学院15级付强在听了讲座后感慨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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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国明,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法学(新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台湾事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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