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唐乾琛/摄

    新闻网讯 （通讯员 刘心一）4月1日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教授做客我校第2033期人文讲座，以中国近代国家观转变与反传统思想源流为主题，向广大师生进行了深度讲解。

    民主与科学、反孔、改造国民性，这些观念从来都被认为是五四运动文化激进主义的象征。但它们从戊戌维新时期就开始形成，而那时的言论激烈程度甚至甚于五四时期。

    梁启超认为民没有独立性，主张“新民性”。这同严复“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一人而外，则皆奴隶”的论点异曲同工，都主张改造国民性。而几十年后，鲁迅也提出了国民劣根性的问题。

    在权利观念的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向来被认为是“温和”的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恰恰是非常激烈的反传统思潮的奠基人，维新时期成为反传统的关键一步。

    “在那个封建专制的时代，梁启超提出君主为私、民主为公的观点，实在难得！”雷颐感叹道。他强调，引入权力观念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而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权利认识更深入准确。受其影响，在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时，宋教仁就在“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论断里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观点。

    反传统思想作为一种影响广大、深远的思潮，其发生、发展自有诸多社会性因素，然而就思想史本身而言，却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发生变迁的结果。

    雷颐指出伦理型和契约型是人类历史上的两种国家观念.“传统的伦理性国家，由皇权神授推衍出来。”雷颐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如同父母与子女一样的伦理关系。”直到现在，这种家庭伦理观念依然深入人心。

    而由伦理型向契约型观念转变的过程与反传统思潮密切相关。雷颐认为，这种契约论国家观的意义在于划去了皇权神授的观念，开始重视人的自然权利。“许多哲学家曾提出的人民主权、自由公义的观点剥掉了国家的神圣性，认为国家建立在签订契约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发展，阶级观作为一种现代国家观也渐渐登上历史舞台。

    在讲座过程中，也有同学对中国从戊戌变法到现在，有没有建立起一个实质的契约型国家提出疑问。雷颐表示中国的路还很漫长，这个过程显示出国家的进步、自我权利意识的崛起。“但其中不乏公权力泛滥的问题，因此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

    讲座结束后，来自武汉工程大学的代同学感慨道：“这个讲座很有现实意义，它将一百多年前的反传统思潮呈现给我们，现在应当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必须回归到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