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胡彩霞）5月14日晚，第2242期人文讲座在东九楼C103如期举行。 7点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微笑着走上讲台，“我们过去总以为鲁迅先生是‘拿来主义’的力行者和倡导者，其实不然，咱们今天稍稍做个改变。”在一片融洽的氛围中，以“‘拿来’与‘送去’：鲁迅与法国文化”为主题的讲座拉开了序幕。

被标签化的鲁迅

“一般的学术界普遍认为鲁迅的研究中心多是日本、苏俄、德国以及西北欧的文化，而对于法国和英国这些文艺复兴以来主导全球文化的主流文化圈涉猎极少。为此，鲁迅还曾受到好友林语堂的批评。”郜元宝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鲁迅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片面化现象。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是东亚文化圈的卫道者，也是较少数具有现代性视野的人物之一。因此，鲁迅的文化研究主要立足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抗衡。在这种认知的主导下，部分学者不免将他与法国文化割裂开来，淡化了鲁迅与法国文化的关系。

相比之下，郜天宝采取了一种更加全面开放的眼光去看待鲁迅与法国文化的关系，经过研究，他注意到了鲁迅在科技、文艺、政治、学术四个方面与法国的双向互动。“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很特别，在华中科技大学应该大讲特讲。”

鲁迅与法国的“拿来”

鲁迅还留学海外时，就对法国的科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他翻译过很多科学著作，如《说镭》、《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其中，《说镭》更是中国的第一篇科技论文。除翻译著作外，鲁迅留学日本时期，还曾介绍过法国17位科学家的技术发明与重大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鲁迅，“西方的科学为何发展如此迅速？”在对西方文化不间断的探索之中，鲁迅认为：“法国尔时，实生二物，曰：科学与爱国。”

“政治也是鲁迅对于法国关注的重点之一。”郜天宝补充道。鲁迅从法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着眼，结合国内生民疾苦的现状进行研究。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后，他下定决心要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鲁迅看出辛亥革命后所谓的改变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他们要诈伪，鲁迅偏要一针见血地点破他们，你要别人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吗？”郜元宝说，“说到底就是要你白心于人前，不撄人心。”鲁迅渴望的是民族的集体改悔，这与法国的社会“众数悖论”现象不无关系。

“他曾做过海军也当过矿工，上穷碧落下黄泉，后来偶对文学有感，一生醉心法国文学。”郜元宝教授打趣。鲁迅年少时广泛阅读法国作家诸如小仲马之译本，文学创作中多次援引法国作家作品，且先后翻译过雨果与莫泊桑等人的著作，法国人评价他，“因语言隔阂，涉猎不广，所论不专，但时有善言。”此外，鲁迅还是一位艺术史研究者和艺术鉴赏家，他很早就关注法国美术，1913年，他还曾写下著作《拟播布美术书》。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治、文学方面，鲁迅和法国文化研究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关。鲁迅关注到了法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于法国文化并非是割裂与对抗的关系。

今日沉潜，为来日 “送去”

郜元宝认为，纵观鲁迅生平，和法国的交流并非寥寥，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拿来”，鲁迅是不主张有一丝一毫的自大狂妄的，“拿来”是主要的，“送去”是次要的。鲁迅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发展还不够先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但是他自己却拼命地送出去。他对联络他的外国编辑说，他的东西不需要授权，别人可以随便翻译。”郜元宝介绍道。

近代的作家大多对对外国文化有些过分敬畏，乃至于成了外国文学的传声筒。郜元宝强调，“但鲁迅是平等对话，交朋友一样，张三李四都可以。他不会因为张三长得比较漂亮或者觉得张三有些灵气，就觉得自己和张三关系比较好，不怎么喜欢李四。”

在讲座的最后，郜元宝教授强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记住鲁迅，“人类是倒着往前走，这样才不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动物。记忆中有许多教训，有抚慰。设若没有这些东西，你能够想象吗？当一种认知出现了错误时，是需要专家出来纠正的，这是一个国家的底气，一个长期储备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