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活跃的知识分子，我校哲学系教授邓晓芒一直强调并亲身实践知识分子对社会批判的责任。今晚，他在站也无虚席的西五117室，怀着一贯坚持的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批判，为大家讲述了什么是自由，并点出——中国人自由意识尚未觉醒。 

    整场讲座主要围绕自由的起源、发展和层次谱系三个层面展开。对于“自由究竟是什么”的解答，邓晓芒虽并未真正给出明确答案，却在对欲望定义的重新阐释中，引起了大家的自我反思。邓晓芒认为克制欲望以满足更大的欲望，最终超越欲望，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他还反复提到理性的重要性，提出用理性克制欲望，批判功利，对艺术、科学等要纯粹地追求与创造。

    在谈自由的发展时，邓晓芒指出，中国个体意识发展尚处于三岁的幼童期，仅学会了叛逆和反抗。中国人学会了说“不”，但尚未进入青春期，没有给出说“不”的理由和亲自实践，还未和外界很好地协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分析，道家摆脱社会，崇尚不受外界束缚的思想，只是有机体的自由，实际上仍处于自然中，不是真正的自由。随后他又指出，儒家虽讲“七十而从心所欲”，却也提倡“不逾矩”，有不可超越的规定，这也是不自由的表现。

    中国人继承了儒与道的精神，又长期发展个体意识不独立，讲究各人功利的自然经济，因此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未觉醒。我们批判见利忘义是可耻行为，实际上是剥夺了行动者选择的自由。我们的选择更多时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自由的权利。就像孔子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实际上是怕承担被指责的风险而服从了选择的义务。政治自由在中国更是从未有过，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立法的自由。此外，经济、学术和道德的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基础，在我国也还不具备。马克思提到的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是自由的联合体。然而我们当下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基点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绝不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做一个自由的人，把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当成终极目标”是讲座的结语，也是邓晓芒期望与听众共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