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经说过：启蒙就是dare to know.”5月21日晚7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在同济医学院一号楼二大教室给同济学子带来了以《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为题的精彩讲座。这是华中科技大学第1600期，同济校区第60期人文讲座。
　　
　　 讲座伊始，许纪霖指出，伴随着现代性引发的诸多危机和人文价值的失落，以及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人的理性”的过于膨胀。近些年在文化界，出现了质疑启蒙、否定五四的思想趋势，启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那么启蒙到底死了吗？它是要靠外部力量的帮助摆脱困境还是自我拯救呢？许教授的讲座则围绕着这些问题一一展开。

启蒙面临的三大挑战

　　 “在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他认为，启蒙叙事在当代受到了国家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的三重严峻挑战。并且这三者都聚焦于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对启蒙进行冲击。
　　
    “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这就使得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予以拒斥。”许教授指出这就构成了对启蒙的挑战，因为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
  
　　 对于保守主义，他指出有中外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西方的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列奥·斯特劳斯热”，这种思潮从古希腊的古典立场批判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企图从现代回到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因此在中国兴起了一股重读古希腊的西方经典热。另外一种就是中国传统的，比如论语热、庄子热、先秦诸子百家热以及各种读经热等。“因为启蒙只是告诉世人要追求自由，而没有明确的告诉世人怎样选择一个美好的人生，而古人们则能够解决世人在这一方面的精神饥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人对启蒙的怀疑。”
　　
　　 “挑战启蒙的第三个思潮是多元现代性。”他认为如今的多元现代性特别是东亚的现代性只是从自己的民族出发，从民族国家特殊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奠基现代性的独特道路，这否定了现代性所共同约定的普世性价值，与启蒙所持的普遍性立场是相悖的。

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既然启蒙有千般负面，那么启蒙真的死了吗？

　　 许教授引用了哈贝马斯的一句话：“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认为，启蒙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启蒙是一个丰富而紧张的概念，其内部既有理性的传统，也有怀疑论的传统；既有启蒙运动中高端标榜的唯理主义，也有一套浪漫主义式的平衡逻辑。除此之外，它的内部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紧张等等。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发掘出中西启蒙思想中被遮蔽的精神资源，以克服启蒙和现代性带来的人性膨胀、信仰缺失等负面因素。

启蒙的早期现代性

　　  在提到现代性的时候，许教授首先指出现代性到了晚期，毛病就会越多。如人性中的骄傲与贪婪空前膨胀，技术与理性的畸形发展等。这样一对比下来早期的东西反而是好的。
　　
      而对于启蒙的早期现在性，他这样说到:“没有理性的信仰很可怕，没有信仰的理性很残缺，而早期的启蒙则是理性与信仰的并存。”
   
　　  他认为今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启蒙、捍卫启蒙的一个有效路径就是要揭示启蒙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深刻阅读启蒙原典的方式，挖掘启蒙思想中“早期现代性”的资源，发现启蒙思想家思想的恢弘丰富，获得启蒙继续发展的动力，以弥补现代性在今日遭遇的短板效应—即启蒙不能解决的精神信仰的问题。
　　
　    另外他还强调世人都应该有一颗敬畏之心，要有一些标准去约束世人，而这些标准则应该是他一直提到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等。
　　
　    讲到最后许教授显得无比的慷慨激昂：“启蒙奠定了普世价值的最为核心的内容，它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颠覆，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内在理路中重新发掘启蒙的丰富资源区进行自我拯救，我们要捍卫的是人类最核心的智慧！让我们一起见证启蒙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