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论语》诞生的年份开始纪元的话，那今年，应该是公元2560年了，《论语》比耶稣的诞生还早了551年哪！” 11 月 4 日 晚7点在西五楼117，头戴黑色帽子，身着黑色唐装外套，台湾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师范大学文学教授林安梧踏着同学们的掌声，走进了报告厅，以独特的“论语”纪元法的开场，就两千多年前的儒教经典《论语》与21世纪人类文明这一话题与同学们展开了探讨。本次讲座是林安梧第四次来华中大交流，也正好是他来大陆讲《论语》的第100讲。

一章《论语》治天下

不少人质疑宋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论，对此林安梧提出，这是一个强调说辞，对一句话的理解不能吹毛求疵，应当带着情景读，用心情体验，还原时代背景回到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事实上，在林安梧的心中，治天下，只消一章《论语》足矣。那就是作为开篇的《学而》。

在现场，林突发奇想以自己的母语闽南语将曾读过无数遍的这一章饱含深情地重读了一遍，赢得满堂喝彩。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提倡解放教育权的教育家，他认为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罪犯，应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作为一个末代贵族，孔子在努力推动平民受教之风。他希望开启具有反省性、有价值的文化生命，以从文化意义根源让人们在学习中获得喜悦，让生命根源性被唤醒。“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人们已不限于井田之上，能够自由迁徙走动时，便开始体会到源于朋友的真实感动，朋友相知，咏雪问道，乐在人与人的真诚交往和心灵相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则是对君子的定义进行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此前君子只是一个贵族阶层概念，孔子将君子定义创造性内化，推向了一个德性位阶，君子由此发展为了一个内在自我完善、人格生长的全新概念。林安梧读《论语》四十年，精彩的体悟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林安梧觉得《论语》中师生间那种毫不做作、直接自然的交谈，十分“动人”。也正是如此，他极力倡导大学生重读《论语》，并创造性地提出学生应在大一多读英文版的《论语》、《孟子》《诗经》等古典著作，“这样，既学了英文，也学了中文和文言文”，一读多用。

木本与草本、筷子与叉子共生

    西方经典《圣经》与中华经典《论语》都曾为人类文明的开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两者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呢?“《论语》是一部交谈性经典，而《圣经》是一部天神、上帝的启示经典。”林安梧开门见山地阐释道，后者富有神圣性，前者则充满人间性，而从人间走向神圣。人往往是有限的，而作为中华文明最完整的部分之一的《论语》却正是孔子从这种有限通往无限的过程的体现。这是两者由形式到内核的最大区别，而两者背后的两种文明也有诸多差异。

与西方的而草本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更像一种木本文明。当我们去拜访埃及、希腊时，所见所闻早已不是在历史上浩瀚雄伟的那段古文明了；而今天大行于世的西方文明，也历经波折，几度走向衰亡，直到近现代才重新繁荣起来，与古代的西方文明也已非同物。恰如草木，新陈代谢，一次又换一次。相比之下，作为唯一流传至今并继续发展的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则是一种木本文明，堪称历劫不衰，其发展之脉络从未断开过，沿着自己的循环周期，根深蒂固、万年长青。

对于“东西方文明会发生冲突”、“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的说法，林安梧表示不赞同，又以筷子和叉子的形象进行了巧妙解释。不同于用叉子、奉行霸道主义的西方民族，用筷子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奉行王道主义。叉子，是主体借客体强力侵入客体，而筷子，却是主体通过中介体连接客体构成整体以达到均衡才能举起客体，由于本质上没有殖民主义思想，所以中华文明将扮演的角色不是对抗，而是以儒、道、佛为底蕴的文化的融通，与其他文明在交谈中互动融通，以新文化王道主义与其他文明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华人、儒学在21世纪的文明发展、融通中将扮演一个促进者的角色，促进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一步步生长。

“所以，我们应该施王道于人间。作为中国大学生的你应当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先辈先行、列祖列宗们心怀敬意，你应当对全人类的文明有更宽广的胸襟去接纳，你应当怀着对人类文明的使命感。你应当在大一的时候好好读读英文版《论语》，读读老庄，读读《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有同学注意到林安梧的着装——外面是黑色唐装外套，里面却是衬衣领带。他玩笑道，“有中体西用，有西体中用，我这是中西互为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