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在东九C103，伴随着同学们的掌声，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杨继绳步入教室，开始了当天的讲座。继前一天揭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损失数之后，他针对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三十年前中国用改革的手段加入了人类社会的主流体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还需要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加入人类的主流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压抑，全民的智慧和才能受到压抑。” 

    说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状态时，杨教授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入手进行剖析，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状态的首要表现。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加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中实践的结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社会实践，它们分别是：法西斯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身的实践和改革以及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经济靠市场来调节的体制经过历次社会实践确立了下来。 

市场激发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杨教授着重介绍了改革开放中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他用一串数据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GDP持续30年以9.8%的速度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蜕变为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约60倍，经济总量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经济上的改革，不仅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也实现了配置资源方式的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到1070万吨，倾尽全国之力。当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市场之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他认为这组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限制国家权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收入差距过大，改革要自觉、主动、积极 

    杨教授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的数据为0．45，实际上是0．5左右。据王小鲁博士《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如果把家庭收入高低分为五个组别，2005年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组和10％最低收入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是31倍，而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组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 

    除此之外，杨教授也提到了改革开放引发的三次争论高潮，而最近的一次正是在2007年兴起的。这第三次争论高潮，双方争论的内容不仅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虽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与争论，但中国的改革可以更上一层楼。”杨教授依然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积极稳健，而不能消极等待，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