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今中国民主、自由有了一个大的发展，这可能首先体现在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5月30日晚，东九C103教室座无虚席。阔别华科三年的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曙光重登我校人文讲坛，向广大师生讲述多元时代的“话语”。

                 “我说话 ，故我在”

“由于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大众话语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想通过分析和评论让大家了解“话语”的重要性。”张曙光教授的开场白点明了他此行演讲的目的。

何为“话语”？张曙光解释道：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话，而“话语理论”作为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也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它并不产生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西方。中国当今存在的一些“话语”问题却要借助西方的“话语理论”来解决。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人对话语的重视历来要高过中国人。中国人也重视话语，但中国人只是在手段、媒介这层意义上看“话语”，不像西方那样把“话语”视作哲学上讲的“存在论”、“本体论”中的现象。“中国人在文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上注重的是实践得到的智慧，而轻视了话语在理论框架上的构建。”张曙光说。

张曙光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话语”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话语权也越来越重要。“用我仿照笛卡儿的话说是‘我说话，故我在’。此外，我们还要用‘话语’开显当今时代的道理。”

                                        三种话语的精彩“博弈”

谈到当今我们面对的“话语形势”，张曙光教授首先回顾了“话语”在历史中发展的三个阶段。“神谕”、“圣谕”（权威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是话语进程中的三种形式。

张曙光认为，“话语”首先从神谕开始，神谕是绝对的，无条件服从的。“那时人们看重的是说话者的身份而非内容。”到后来，人们开始看重谈话的内容以及真理性的标准，圣谕因此而产生。如今，到了大众话语时代，人们既不注重谈话者的身份，也不注重谈话的内容，而是更多的关注说话的方式，修辞方式和言谈技巧。“但现在人太浮躁，过分注重话语的修辞而忽视话语中的道理”。张曙光表情凝重地说。

在当今，官方话语、专家（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同时存在。虽然我们正处于大众话语时代，但是，官方话语和专家（精英）话语现已被越来越多觉醒的大众所质疑。官方还试图垄断话语权。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当前的三种话语处于“博弈”阶段。

    大众话语：民主中恪守底线

“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今大众话语现象？”张曙光向同学们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继而，他告诉同学们：“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我持赞同态度。”他说，当今大众话语现象是在话语领域内的一种民主的体现。这种进步反映了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且不同于他人的一种利益愿望的表达。现如今，在大众话语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同时，“小道理”敢于挑战“大道理”，边缘性话语也敢于挑战主流话语，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一种现象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一方面，我们不能丧失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而让“话语”完全成为个人利益和愿望的表达。另一方面，这种愿望容易造成无限的特殊主义和无限的差异。“同样是女性，知识女性和打工妹这两类群体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话语权。在打工妹中间，在外企打工的与在乡镇小企业打工的她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话语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依此类推，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无尽的。”

（记者团 韩畅 吴洋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