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与年轻人谈理想、立志和成才

杨福家

    首先，我很抱歉，这么多同学和工作者站在那里。所以，本来叫我坐下，我想，我坐不下了。（掌声）我想先把昨天讲的内容，一个核心内容重复一下。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思考，我逐步懂得了一点怎么搞教育，体会到要办好一个大学，单靠“大楼”，“大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大爱”的精神。更完全地讲，除了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文化内涵。有形资产包括大楼、图书、仪器设备等；人力资源不仅应包括教师,还应有学生与管理人员等.

    对今天中国的高校来讲，文化内涵特别重要。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大爱”。这就是我2002年在成都召开的5000人的会议上，提出来的想法。因为我正好对美国名列第一的、连续七次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它不仅是拿了25个诺贝尔奖，12个菲尔兹奖(可谓数学诺贝尔奖)。而且它允 许它的 教授九年基本不出论文，也不问他在干什么；允许一位得精神病的教授，在学校里30年，给他关怀，后来恢复了健康,获经济学诺贝尔奖.有一本小说《美丽心灵》(也有获奥斯卡奖的同名电影)描述这一动人的故事.普林斯顿特有的文化就是“美丽的心灵”。今天，我在贵校学到了很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这所大学，可以允许教师埋头苦干24年，做与目前经济毫无关系的纯基础研究!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也就体现了，这个学校对教师的”大爱”，这也是一种美丽的心灵。感谢学校邀请我到这里来，学到了很多，看到了很多。

    或许你们问，什么叫“一流的大学”？可以说,大学是一个群英汇集的殿堂.这里”群英”两字，不仅仅 包括 老师，而且也包括同学与管理干部。他们应该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一个好的大学，它定向世界开放。最近哈佛大学前校长居然说，它要有75%的学生在他的大学生期间内至少有一个学期在国外度过。这就是今天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学子相聚在一起，在人类知识的宝库里，注意到，不是在一个国家的知识宝库里，而是在人类知识的宝库里，在大学精神这样一种氛围里,自由地创新，百花齐放，宽容厚待，追求真理，付之实践，实现梦想。

    希望每一个同学，每一个青年人，都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是过去一千年，最有名的世界名言中的一句。我有一个梦，我的梦在哪里? 所有华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让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不仅站起来(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所说)，而且要站得直，站得稳。要有所贡献，要实现梦想，必须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有兴趣，要艰苦奋斗，而且还要有机会。

    今天我要与大家讲的是我很少演讲的内容，想与大家谈谈我的人生片段，讲一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希望对在座的年轻人有所帮助。（掌声）

复旦情

    我1954年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这是新中国给我的机会。我碰到的第一位老师，是系主任 王福山 教授。他给我们上普通物理，他是德国博士、二级教师(当时在复旦大学一共只有31位二级教授),能给我们新生上普通物理，是我们的幸运.这也是老复旦的一个传统。二年级的普通物理(原子物理部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一级教授周同庆主讲,他教得非常清楚，他讲的东西对我将来都很有用,下面我会说到。名师上基础课,使同学受益. 这是我做学生时的体会,也是我做复旦校长后对教授的第一个要求.

    我也希望贵校所有的名教授都能走上基础课的讲台，上一年级，二年级的基础课。这是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进复旦以后，第一次期终考试就碰到了口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口试，这也是复旦第一次试行口试，因此来了很多人，将近20多个人吧。一下子给我懵住了，我考了不好，在复旦的四年中唯一拿的一个四分。但是这么一位有名的德国博士、系主任居然在考后找我谈话，“我知道你学得很好，你太紧张，下次不要慌，会考好的。”你想想，一个小青年才进了大学，碰到这么一位大教授，得到这么多的安慰，心情是何等地激动。

    我毕业的时候之前，一级教授 卢鹤绂带我做论文。当时全校七个一级教授,物理系就有两位，所以复旦的物理系很强。卢 先生是明尼苏达大学拿的博士学位。他在我四年级上学期上”原子核理论”课,期末,给我出了一个论文题目.

    在50年代,有两位科学家，梅耶与金圣，提出了核内的”壳层模型”，他们认为原子核虽是中子与质子紧密结合的系统，他们运动的情况，与原子中间，电子环绕原子核的情况很不相同,但只要引入一些特有的因素,就可解释实验上显出的相似之处。这是一般人不可理解的。因为原子系统里，中间的一个原子核，电子环绕它运动，这是一个像太阳系的这样一个系统。而原子核内，是很多紧密区在一起的系统。怎么可能相像？

    卢先生跟我说，最近有一批试验的结果，你是不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述这些结果,然而用它来描述原子核内的运动,以得到与梅耶与金圣一样好的结果.在一个晚上半夜中突然想出了一个法子，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示试验测到的数据，卢老师说非常好, 这是我科学研究生平中第一次感到激动。但再往下走,就不行了。

    我这篇个论文是做不出来的，不可能做出和梅耶与金圣一样好的结果!我是不是怪我的老师呢？我感到这个老师很好，使得我真正懂得了这两位科学家提出的理论的奥妙所在。到了1963年，他们拿了诺贝尔奖。我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做出与他们一样好的结果来的. 但是我感到比起今天，一些老师给同学一个保证你能够做出来的题目要好得多!  卢 先生真正给你探索没有解决问题,使我确实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在哪里，懂得为什么我做不出，他们可以做得出。以至于，我在1964年碰到其中一位,金圣, 的时候，可以与他热烈地讨论，因为我懂得他，比较深的懂得他的理论。

    58年留校后，很幸运，有机会碰到了钱三强。钱三强，很多人称他为我国的原子能之父。当时他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们这批小青年，才毕业的人，不知天高地厚，在学校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组织，叫“58中队”，任命我为队长。任务是分离铀位素,这是建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钱三强知道了，来看我们的实验室，大加赞赏，说我们敢想、敢做、思想解放，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这个组织内的大部分人员后来离开复旦, 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大的贡献。而我留下了，参与创建原子能系的工作.1960年,学校领导打破常规,任命一批年轻的副系主任,我当时24岁,为原子能系副主任.

    当时王零是党委书记，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筹建实验室的时候，半夜一点不到，他进我们的实验室，他说，“你们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我说，“我们有很多困难无法解决啊！”他说，“行，明天8点到党委办公室去。”我走进党委办公室之后，发现他把学校各方面的领导都请来了。说，“你提吧，你要什么要求。”我就提着提那。一一落实了，一个礼拜就解决了问题。这就是当时党委书记的作风啊! 

丹麦情

    Niels Bohr是20世纪最伟大两位物理学家之一,他早在1937年就访问过中国,对我国非常友好.1962年，他派了他的儿子Aage Bohr到中国来访问，与钱三强签了第一个西方与中国的交换学者习的协定。依此协定,我国可以在1963年派两个人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我很庆幸被选为侯选人之一,但是条件是必须要通过国家的英文考试.

    1963年2月我到北京去学英文。我们碰到了许国璋教授，许国璋大名鼎鼎啊，他让我们一一站起来，读一段他的书给他听。会后,他叫教研组组长来找我们说，“你们要半年通过国家的考试啊，在我看来，你们两年通过已经不错了。”这下可是当头一棒!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了，到了北京，按照中丹的合同，63年十月份以前一定要去。咱们教育部早就作好这个准备了。“你们如果通不过，这个合同是必须执行的。”后面两个人已经准备好了，都是从美国回来的。经过许国璋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困惑，我就与我同班同学陈佳洱（后来北大的校长）说，“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如他所说这么差吧!？”我很感谢我的中学，中学给了我人生观的教育，也给了我兴趣的教育，我本来最讨厌英文，但是高中的教育，让我对英文大感兴趣，后来进大学，学俄文，但我仍旧在课余念英文小说，我（对陈佳洱）说，“我们差就差在口语。”“这样吧，我们从明天开始,早晨散步时不说中文了。”

    五个月以后，国家考试，也是口试，除两位主考外,还从北大清华请了很多出国回来的人一起考我们，不过，我不再怕了。结果是四分，通过了!我们班通过了四位,其中包括陈佳洱,他后来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我们抓住了机会!我到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该所于1921年成立；当时名为“理论物理研究所”,其含义是“基础物理研究所”；1965年改名为玻尔研究所，以纪念创始人尼尔斯。玻尔).

    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两位后来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他们预告,在中子数为82的一些原子核内有一些特殊的状态,但尚未被发现。我听后很感兴趣，就与一位丹麦学者一起来寻找这种状态。周同庆教授讲的课给了我启发,可以仿照寻找原子状态的两种方法来寻找原子核的状态.但是,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这个研究所的好处就是到处有人可以讨论，而且, 一些理论大师和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都会主动来与你聊。科学就是植根于讨论的。一个化学家说，我们用的靶子可能有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个非常纯的靶子。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成了纯的稀土元素金属靶.当时,这类高丰度的稀土元素很贵，一个毫克要200美金，所以要非常小心。结果我们成功了，在临晨两点,我们看到了信号。那个时候内心的愉快、激动是难以形容的,这正是科学研究给人的一种享受。在座的研究生，你如果在研究经历中没有一次激动过，没有感受到这种享受,那你就白做了。（掌声）

    第二次访问丹麦是在79年.有一天，我校的人事处长来找我，“据我知道，你收到丹麦的邀请信,你怎么不向学校汇报啊？你的导师,诺贝尔奖获主,亲自把邀请信副本送到了我国驻丹麦大使馆!”我说，“是啊，Aage Bohr邀请我与我的夫人一起到丹麦去访问。我想，这是根本不可能被批准的,何必申请呢!?” 现在要与夫人一起出国,是很平常的事,但在30年前,情况就很不一样.年轻同志们，你们今天有的机会比我们当时要多得多! 你们应很好珍惜.

    到丹麦,我一定去大使馆,因为我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在40多年前,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对我说,”在丹麦不要把全部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只研究物理,还应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了解丹麦的社会、文化与它的历史,还应该广交朋友.”这两条建议对我一生有用!

    玻尔经常引用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段话,作为他的人生哲学:”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  祖国在他心中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当他取得成就的时候，美国英国都请他去，但是,他立志要在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小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物理研究所。他成功了: 丹麦从没有物理学研究,转变为世界三大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

    在国外，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年轻人敢于用真理来挑战权威。在1922年,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就敢于向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玻尔挑战。被他的问题吸引，玻尔在散会后把这位年轻人请到了外面散步。这次散步成为决定海森堡命运的一次散步，10年后,这位年轻人也获得诺贝尔奖。在哈佛，新来的学生敢于向新来的校长挑战,这就是哈佛的文化:”思想战胜权威”。

走向教育

    我走上教育岗位是偶然的，是被当时老校长感召下进入了教育事业。当时老校长腿脚不好，她走过很长很黑的走廊到我家,要我同意进入复旦的领导班子。我被感动了，从此开始了教育大事业。从1993年开始当复旦大学校长,做了六年.从2001年开始,受聘到英国任职,到现在又是六年,还要做二年. 在2000年12月12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在董事会选举后宣布,”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Chancellor,又译校监)”,有人怀疑我是英藉华人.确实,这是英国高教界从来没有过的一大创造.有人问我,”英国人怎么会请你? 你与英国有什么关系?

    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把我树得很高，说我是杰出的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在本门领域有极深的造诣，但我真诚地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对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得是，但有一点，我被人家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如此而已。那么我是如何被人认识的呢？教育部给了我许多机会，如果我没有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我不可能被聘为英国校长，但单单凭此不够，我还抓住机会跨入到国际舞台上去了。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我曾写过一本书，名为《追求卓越》，体现了我的人生中的一种理念：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我在参加会议前作了充分准备，充分准备的结果是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我被选入执行理事会，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我如果未被选上，进不了理事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人了解我。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使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这样就使国外的校长有机会了解我国的教育进展与巨大的成就，并对我也有了更多认识，增加了友谊。后来复旦又加入了东亚研究型大学校长协会，太平洋地区大学校长协会，21世纪大学校长协会，我很荣幸地都被选为领导成员。

    1997年，在我建议下，国际大学校长协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100多位国外大学的校长光临复旦。同时，我们邀请了国内几十位大学校长到会，开始考虑我国的大学校长协会。1997年11月，在国家教委同意下，10位校长聚会于复旦正式成立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由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十所在学术和科研上有一定成就的研究型大学组成，我被选为该联谊会首任会长。

    但是,1998年前我没去过英国，许多人感到好奇，我怎么会当上英国大学的校长呢？其实，我做梦都没想过会做外国大学校长，特别是在1996年随教育部韦钰副部长率领的、由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四所大学校长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哈佛大学时，亲耳听到哈佛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介绍：“我作为校长，责任有三：一是在世界范围找人，二是在世界范围找钱，三是任免院长； 其它事务均由常务副校长（Provost， 有人译教务长， 可能不太合适）负责。”这位校长在10年任期内，平均每个工作日为哈佛募集到100万美元（英文《南华早报》，2001年5月26日，有详细介绍）！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达到他的一半，也可算成绩卓著！与他们相比， 我自信很难做到。

    1998年教育部推荐我代表复旦大学去英国爱丁堡参加二十一世纪大学校长协会，这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国有三所大学被推荐，另二所是北京大学与香港大学，但曾经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校长很忙，没有去。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不少校长的共鸣。两个月后我又被教育部点名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英国，它给了我一个较深入地熟悉英国、同时又被人了解的机会。通过这两次访问，英国教育界对我有了一定认识，我也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

    在英国历史上,皇家特许的大学校长大都是由王室人员担任，2000年,诺丁汉大学迈出既有远见又很勇敢的一步，打破这个传统，选了一位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有人说，他们选我当校长是看中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

    在1999年, 诺丁汉大学只有83位中国留学生,现在已达到了1200位.华裔正教授在1999年只有一位,占全部正教授300分之一,现在有4位,占100分之一.2003年10月国务委员陈至立与教育部长周济来校访问,为中国政策研究所揭牌.最近, 当代中国学学院正式成立.

    从2003年开始考虑创建宁波诺丁汉大学,目前已有近2000名学生,其中包括270名研究生;80位国际学生,来自20个国家.我们期望,中英合作之花在此盛开.

    从1993年到现在,已有14年了.这是我不断学习的14年! 我越来越懂得了:

    ”我们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 .”(温家宝,2006.11.20)英美是世界强国,首先因为他们都是世界教育强国!我们与他们的差距还不小,任重道远,还须不断努力!

以上为讲座现场部分录音（整理：记者团 周珊珊 张春雷 何昭立  校对与增补:杨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