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张雨禾）9月24日晚，第2358期人文讲座举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为师生带来了以“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为主题的讲座，其将中国和日本两国文化发展中看似相似、实则相异的文化要素进行对比，对日本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详细探讨。

讲座开始，冯玮由“文化”一词的起源谈起，指出“文化”一词实则从日本翻译而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字具有许多相互学习借鉴的部分。此后，在论及本讲座的核心前，冯玮首先对日本的文化“色彩”（红、黑、白）、日本地区的地理特征和日本人民的来源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引入了笛卡尔的名言，“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指出在进行日本文化的探究中，可以首先使用三段论的方法进行讨论，再根据人文学科的方法进行概括总结。

进入正题后，冯玮指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四大要素。

冯玮指出，语言结构对于人类认识世界有极大的作用，而汉字更是成为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原因。冯玮将世界语言分为四大类进行介绍：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孤立语。四者的语言特征和应用地域各异，而中日的语言类属不同，实则“貌合神离”。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文字属于黏着语系，其重要特征是谓语后置；而中国的文字实则为孤立语，其语序严格、谐音现象是其独特性的重要表现。而互相影响之处在于，日本文字的形成过程中有一批“渡来人”以汉语为借鉴，为日语注音：以不确定的汉字为日本注音、一字一音、简化汉字楷书、简化汉字草书。总的来说，日本的语言在书写上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文，汉语中的许多词语亦是日本文化的舶来品，中日语言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日本的语言结构实则与汉语相去甚远。

冯玮还认为汉字文化圈的第二大要素——儒教，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存异，但对于两国的精神文化均有重要意义。而究其细则，中国的儒教强调“仁”，在生活中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管理上，则将“以德治国”纳入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准。而儒教进入日本后发生了嬗变，在核心内涵上，日本儒教强调“忠”而非“仁”；在儒教的“五常”中，日本的“仁义理勇诚”替代了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成为日本的独特价值观，从中国重“文”转向日本的重“武”。冯玮进一步指出，这些嬗变与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密不可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孔子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佛教生死观的共同产物。

之后，冯玮谈到了佛教对中日文化的影响。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他们都强调六道轮回和对人的劣根性的克服。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发展各有特色。中国的佛教精神存在“道教化”的现象，其信众乞求长生不老，并强调帮助人满足欲望，修身养性。而日本的佛教则宗派繁多，更不乏自创教派对本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冯玮指出，律令制在日本的发展与中国有异，“宦官制”和“科举制”在日本均未设立。由于在封建国家时期，日本天皇的经济地位有限，宦官制维持困难。于是“五摄家，九清华”的官位世袭制替代了中国的科举选拔制，家族出身是日本封建国家官位构成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