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陈嘉扬）10月6日晚，第2361期人文讲座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为师生带来题为“关键百年：十八世纪中国叙事”的讲座，从大历史观的视角考察世界史影响下的中国史。

马勇评价十八世纪的中国是王朝体制下的盛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康雍乾祖孙三代作为有作为、有力量、较开明的帝王，在其任期内发展出的传统帝制具有严密性、制度化的特点，值得后人去观察研究。另一方面，十八世纪也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他对其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予以高度评价。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下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表现为人口急剧增长，而外部工程与文化设施的建设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圆明园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建设以及《四库全书》和《康熙字典》的编纂都表明了当时的文化繁荣。此外，以疆域范围与属国体制为代表的政治架构也获得了发展。早期中国的疆域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局部地区，而随着文明架构疆域的调整发展，中国疆域的扩张，加大文明的边疆。清朝不仅延续了对于前朝中心部分的精细治理，即自秦以来历代王朝深耕的十八行省；同时，它管辖着边地区域，将部分边地（如蒙古、新疆）转化成中心部分。清朝对于边地的统治经验至今仍有很大的学习价值。十八世纪的中国还将属国体制发展到巅峰状态。他将中国的属国体制称为旧殖民主义，即东方式的殖民主义，并将殖民主义解读为进步文明对滞后文明的文化经济渗透，并认为这形成了以清朝为主导的“亚洲联盟”，从中央王朝向四周辐射。

然而以上的成就并未在十八世纪之后延续下去。

马勇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在面对三件大事时的做法影响到了后续的发展跟进，这三件事分别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即使是在今天，人类依然未能消化解决这三件大事，中国和世界仍然在消化工业革命所构成的工业社会中。

马勇还与同学进行了交流。对于同学提出的“康熙对西学的热爱为什么没有转变为学习西方的改革”时，马勇认为，康熙对于西方的文明有一种超乎欣赏的喜欢，并且与外国的交往基本延续了晚明中西融合的方式，但是其个人爱好未能转化为国家行为。

最后，马勇指出中国技术的现代化发展是复杂的，比如中国的庞大人口意味着传统的纺织业不需要规模化的新动能；然而中国的天文因为涉及到农业发展与统治稳定，意味着中国天文历法在很早已然发达，但是精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