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张雨禾）5月19日晚，第2400期人文讲座在线上举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我校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为师生带来主题为“经济发展与国家能力”的讲座。

讲座开始，王绍光提出“基础性国家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总论点。

王绍光以“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一问题作为引入。在众多西方论述中，世界从300年前才开始产生大分流，地理、制度等为重要影响因素，但王绍光认为其均有较大漏洞，第一，地理在世界范围内很少变化；第二，以常量解释变量，不符合逻辑；第三，西方的文化、制度优势说无法解释为何直到16世纪后西方才领先。

王绍光着眼于“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指出国家能力是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大分流的重要原因。16世纪以前，世界各洲的发展水平与能力基本一致，16-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领先势头。工业革命以前，16-18世纪的科学革命、16-17世纪的军事革命、17-18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类型的出现、15-19世纪大规模的殖民主义、16-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逐步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其中，财政-军事国家的兴起正是国家兼备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的表现。

王绍光对此作了具体分析。18-19世纪期间，欧洲战争频繁，促使了军事革命。而同一时期中国战事少，军事创新基本停顿。正是军事的大分流才出现了经济大分流。伴随着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膨胀、组织方式变得更复杂，战场扩张至全球范围，使得战争的费用剧增。军事需求使欧洲财政能力提升，也就是强制能力的提升促进了汲取能力的提升。

汲取能力的提升既可以支撑军事，又可以建设基础设施。王绍光认为，强制能力有利于对内和平稳定，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重商主义。这一过程中，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成为工业革命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从空间上看，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的国家都崛起了，没有卷入的国家都未能崛起；从时间上看，这些国家卷入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以后才崛起。傅瑞斯曾指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