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 刘欣然）3月15日晚，华中科技大学第2475期人文讲座于线上举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邹诗鹏带来了一场题为“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讲座。

邹诗鹏从全球化的开启引入，将民族国家的发生、超民族国家的出现及东亚崛起置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邹诗鹏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契合实际上就包括了彼时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逻辑，即置身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逻辑轨道中。然而在全球化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首先，过往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民族团结的前提因外部技术打压面临挑战，这可能带来民族国家观挑战的加剧。其次，“帝国”观的转变，即淡化领土主权，强调网络、资本和技术三位一体，主张用网络空间取代传统领土的新“帝国”观出现。最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对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直接影响。

邹诗鹏强调，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须避开一些极端项。一方面，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应警惕民族国家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观。邹诗鹏认为，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是自身封闭的经济体，这种基于欧洲共同体瓦解的民族国家体系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来说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应谨慎使用“帝国”及其“天下”观。邹诗鹏指出，修昔里德陷阱本身就是话语陷阱，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上，中国都不符合帝国的征服特性，而“天下”也暗示着一种中心的存在。因此，要避免“帝国”“天下”“王道”这类话语。

邹诗鹏认为在全球化变局下，有必要深化关于如何把握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讨论。邹诗鹏指出，中国并不存在种族的传统，同时，中国的民族指涉也有别于西方基于宗教、语言和习俗的有关民族的定义。因此，对现代中国民族的理解应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与脉络中。

中国的多民族关系是建立在汉民族与周边民族长久形成的以互市为主要形式的资源共享基础上的。在此种意义上，中国的民族天然不具有政治性。然而，正是因为现代国家要求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民族认同，以中华民族定义现代中国国家民族才凸显其合理性。当然，需要澄清的是，在国族的意义上理解中华民族并不能否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血缘共同体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存在。

关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到底应该怎样回应全球化变局，邹诗鹏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助力多民族国家建设；二是要超越奈格里式“帝国”，强调多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质；三是要积极应对全球化变局及其挑战，落实好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任务；四是要守住世道人心，遏止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