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周小琪　整理

　　3月3日和3月5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我校共有7名委员代表赴京参会。

　　我校参加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的2位委员分别是：校长丁烈云院士，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省委主委、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女，土家族）。　

　　我校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5位代表分别是：李培根院士，校党委常委、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民盟中央委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信息存储与光显示功能实验室主任冯丹（女），华工科技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新强，民建会员、武汉市副市长、管理学院教授刘英姿（女）。

　　记者团整理了近日各大媒体的报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华中大委员代表们在两会上的声音。

　　丁烈云：高校办学要体现“自转规律”“公转规律”

　　“高校办学，不在规模而在特色。”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校评价机制，鼓励高校办出特色，避免“千校一面”。

　　丁烈云说，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落实好“十三五”规划，离不开人才支持，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需要高校着力办出特色。他认为，办学特色既要体现教育的“自转规律”，又要体现教育的“公转规律”。

　　丁烈云说，“自转规律”是指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如探索学术前沿、发现知识，其学术成果更多以发表论文的形式展现，也是一些大学排名的主要标准；而“公转规律”是指大学与其外部关系规律，包括高校围绕国家的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中，“公转规律”的很多成果难以量化，更无法相互比较，也没有列入大学排名，这致使一些高校重视论文，忽视成果转化。

　　丁烈云建议，完善评价机制，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根据高校贡献进行资源配置时，既要考虑高校遵循“自转规律”的学术成果，也要充分考虑在满足“公转规律”中作出的贡献。鼓励高校做好科技与经济对接、科技与人类健康对接、科技与社会发展对接。发挥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摘自“新华网”）

　　丁烈云: 应完善评价机制，鼓励高校办出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表示，办学特色既要体现教育的自转规律，又要体现教育的公转规律；既要包含学科特色，又要包含专业特色；既需要优秀的文化传统，又需要完善的治理体系。

　　丁烈云认为，国家在制定政策和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要兼顾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既考虑学科特色配置资源，更要考虑专业特色配置资源，鼓励高校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此外，高校要加快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大学制度建设的步伐，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发挥好党委领导的政治力、校长责任的行政力、教授治学的学术力、群众参与的民主力的作用。（摘自“人民网”）

　　丁烈云：高招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高校招考改革是大趋势，原来高考更多侧重考查知识的学习和传授，但是学生发展最重要的是能力发展，如创新和实践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传统高考很难评价，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改革。招考改革的探索非常有必要，总体是成功的。新一轮的改革方案，提出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不仅包括知识型评价，还包括能力型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但改革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积累和探索。（摘自《中国教育报》）

　　丁烈云：科技成果转化需打通研发样机“堵点”

 　　“发挥武汉优势，要切实利用好高校创新资源。”丁烈云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武汉市应抓住机遇，支持高校创新基地的建设，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堵点”。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在工程化这一环上。”丁烈云介绍，高校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涉及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个链条。其中，从创新链和产业链来看，涉及研究、开发、工程化、产业化四环。

　　丁烈云解释，一项科研成果要产业化，有了专利和技术后，需要研发“样机”，再将工艺标准化，才能进行批量生产，这一研发样机的过程，就是“工程化”。他说，一般来说，高校在研究和开发上有优势，而企业有产业化方面的优势。发挥好这两个优势，就可以解决好科技成果工程化问题。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中心和国家科学中心，这是两个新的提法。”丁烈云说，武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更多的国家级创新基地汇集于此。他介绍，创新基地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可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作用，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服务，是一个人才、创新设施、设备、要素的聚集地。

　　丁烈云说，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已经建有三个国家级创新基地，另外，高端数控装备的国家创新中心正在积极申报中，“希望武汉市政府能够给予促进和支持，同时抓住这一机遇，让更多创新基地在武汉建成。”（摘自《长江日报》）

　　丁烈云：加快研究制定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应对体系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天津滨海新区集装箱码头化学爆炸事件、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事故……一系列公共安全事故，给新形势下城市公共安全敲响了警钟。丁烈云表示，必须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加快研究制定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应对体系，把“从教训中学习”真正变为制度设计。

　　丁烈云介绍，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东日本大地震、韩国“世越号”沉船等事故发生后，这些国家都对相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安全管理法规进行了完善。但丁烈云认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的问题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国情特点，传统的管理制度、技术与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管理需要，简单移植其它国家的先进经验也无法完全适应我国国情。

　　丁烈云认为，必须更有针对性地研究、认识、预测和处置城市安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隐患，分析机制原因、社会原因和主要诱因，为确保城市公共安全提供科学前沿的理论指导。同时，加快制订、更新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绩效管理和预算支持相配合的制度设计。

　　“安全不能只是写在纸面上，还要装在脑袋里，只有让管理者知道怎么做，让市民知道怎么防范，让社会每一个成员知道怎么参与及监督，才能让城市更有安全感。”丁烈云建议，应加快建立制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易推广、能复制的“实施行动指南”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提供全过程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总结改进。同时，建立落实多级主体安全管理责任制度，秉承“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为每一次活动明确责任主体、提供安全标准，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摘自“荆楚网”）

　　田玉科：保护长江水环境刻不容缓

　　3月4日，由沪鄂两地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的《关于实施长江水环境保护国家战略的建议》的提案，5日正式提交两会。作为第一提案人的田玉科委员恳切提出，“长江新时代”，水资源就是战略资源之一，应尽早实施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战略，对长江流域水环境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确保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长江全长约6300公里，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市，流域内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全国占比最大，是中华民族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多年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沿江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长江流域的水环境面临日益恶化的趋势。

　　田玉科委员说：“长江水环境的恶化，也带来长江流域主要湖泊水体污染仍然较重、富营养化问题不能得到根本遏制，影响长江流域主要水库水质状态，带来逾1成省界断面水质超标、逾3成重要水功能区不达标。”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水环境的承载度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为此，两会前夕，住鄂全国政协委员们一致认为，长江水环境保护刻不容缓，必须实施长江水环境保护国家战略。在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协商，反复打磨提案内容后，委员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是水环境治理的：一是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涵养功能；二是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对水环境的负面影响；三是沿江城镇工业和生活污水以及广大农业地区面源污染；四是流域中下游地区湿地保护；五是流域内水生生物及珍稀物种保护。

　　住鄂沪委员建议，对长江流域水环境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并尽早研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将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安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包括河流湖泊的保护线、水滨保护线、建设控制线等，加强水环境和水质的监测监管等工作。明确流域水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成立由国务院牵头、国家相关部委和沿江省市参与的水环境保护专门机构，赋予充分的管理权限。对沿江各省市实行水环境保护工作年度考核制和责任追究制。进一步加强对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监测、监管工作。（摘自“中国青年网”）

　　李培根：智能制造“使能工具”切勿依赖国外

　　李培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到推进《中国制造2025》，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等，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武汉要加快推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李培根认为，要把智能制造的供给侧作为实施重点。企业建立智能制造系统，需要一些基础的软、硬件系统，或称智能制造“使能（负责控制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工具”，我国在智能制造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重要的体现也在此。试想，今后我国智能制造需求增长速度将逐步加快，但是我国的智能制造使能工具的供给能力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多企业在实施智能制造中不得不采用国外的软、硬件乃至国外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个问题，企业在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和工厂时，将形成对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强烈依赖，我国智能制造将走向歧途。

　　李培根建议，政府在推进智能制造时，加强在智能制造使能工具方面的战略部署和研发支持，也就是从智能制造的供给侧发力。具体武汉而言，可在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建设中、国家重点科技专项中给予大力支持。

　　李培根还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切忌盲目跟风。近年来，德国工业4.0在我国影响很大，加上《中国制造2025》及其智能制造的推进，少数地区和企业存在盲目跟风的苗头。如在一些地区，政府提出“机器换人”，恐怕不合适。因为在政府的号召下，企业很容易超出自身的发展阶段实施智能化或自动化。另一方面，这个口号也易导致对人（包括工人）的作用的忽视。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智能制造的推进乃至工业化进程并无好处。（摘自《长江日报》）

　　王国斌：重视医院人才建设、基础硬件配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写到：“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等内容，引起会内外热议。“分级诊疗”，在新一轮的医改中已提及数年，原理简单：按照不同的病种、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前往不同级别的医院就诊。然而实际操作中，分级诊疗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协和医院也是承担了首批培训任务的定点医院之一，该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王国斌说，帮扶基层提升医疗能力是大医院的责任和义务，他希望顶层设计能注重后续问题：“国家现在很大气力实行了全科医生培养，到2020年，大概要培养50万这样的医生，作为我们这样的大医院，当然责无旁贷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以后我就担心，你培养的医生能不能真正下得去，呆得住，留得住。”

　　王国斌同时建议，除了人才建设，基层硬件配套同样不能忽视：“他们在大医院学习，CT啊，B超啊，磁共振CT，这些都有，下去之后，他什么都没有。过去赤脚医生一根针一把草可以治疗，现在恐怕不是那回事情了。所以要给他们创造基层医院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摘自“湖北之声”）

　　冯丹：搭建平台缩短成果转化见效周期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加清晰和明确的定位。不少代表委员对科技创新，尤其对科技成果转化，提出卓有见地的看法。

　　冯丹介绍，科技成果有许多分类，一些基础型研究不能一下子转化成产品，还有一些原创性成果的转化通常需要大量投入，这些科技成果也离市场比较远。

　　如何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冯丹建议，在很好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制定更有力的实施细则。“比如高校科研人员擅长做研究，但并不适合创业，如果找不到企业接手成果，就容易造成浪费。”冯丹说，希望有一个平台来连接科技人员和企业，使信息更通畅，还可以让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入股企业，作为资本金入股，这样会使企业家更放心，也可促进科技成果的更新完善。（摘自《楚天金报》）

　　马新强：关注供给侧改革，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本次全国两会，供给侧改革一词在议案提案中屡屡出现，如何加快去产能、实现提质增效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眼下的路子走不通，换条路走，打通供给通道，成为对“供给侧改革”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马新强认为，消费热点一出现就一哄而上，正是现在产能过剩出现的重要原因，而要真正从供给侧发力，“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发展思路才是市场取胜的法宝，这就要求企业在战略上、在观念上进行转变。

　　“现在谈的供给侧改革，要么是同样的产品，质量、性价比能够得到消费者的口碑和信任，要不就是别人不能做，你能做出来，这其实就是企业生存的最简单的法则。”（摘自“湖北之声”）

　　刘英姿：推广普及国民应急救护知识

　　刘英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建议，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法律法规，将应急救护培训作为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国民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率，鼓励媒体多宣传应急救护知识的重要性，提高公众学习的主动性。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意外死亡人数大约有190万人。近十年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6至8万，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因食物中毒死亡2万多人。面对一项项居高不下的数字，刘英姿认为，我国应急救护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主要依靠红十字会和一些公益组织，既缺乏人力、物力、财力，更缺乏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刚性约束和总体规划。

　　“以武汉为例，市民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率不足1%，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省份普及率可能略高，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刘英姿说，面对突发事件需要急救时，我国超过七成的人会选择报警，超过九成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急救知识与培训率低，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摘自“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