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最根本之点还在于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以30年前的那次哲学讨论作为发端的，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讨论可以说是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和基本命题，但是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政治革命。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生之前，中国还有一次重要的变革——1977年8月至12月间提出并实施的恢复高考。这次变革发生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高考改革引领了社会变革，对于改革开放做了一个“破冰之旅”，成为中国社会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恢复高考，这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高校解放思想和快速发展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高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也许是怎么评估也不为过高的。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大体梳理了十个方面。

　　一、  关于知识的价值定位：从“知识无用论”到“知识塑造美好人生”

　　大学的地位实际上是和知识的地位、尤其高端知识的地位联系到一起的。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范围的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没有了学习的机会，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遗憾。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大家也很愉快地就去了。没有机会读书、上大学都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为什么？大概不是因为那一代人不爱学习、不爱知识，而是因为当时知识在大家心中还没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而从社会整体上来看，并没有如此看重知识的作用和力量，也还没有构建起高度尊重知识的宏观氛围。1973年，张铁生在大学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反而成了“反潮流英雄”，被破格录取上了大学，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这成为“知识贬值”的极端个案。

　　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革命性发展，其最根本的基础是全社会重新认识到培根先生早年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及其在新时期的特殊意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对于知识的升值起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今天我国在宏观战略上提出了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任务，更是凸显了知识和教育的作用。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对于国家是如此，对于每一个人也是如此。之后出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知识，热衷学习”的势头，在学习中发展自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学习与教育改变着个人的命运，改变着家庭的命运，改变着企业和单位的命运，也改变着社会的命运。个人通过学习走进社会并依据所受的教育程度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求得定位，社会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的素质并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于是，个人、家庭、群体与社会的命运之间前所未有的以知识和教育为纽带而被联系起来，并通过全民性的学习和教育达成了良性健康互动。大学在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被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和自觉地承认。

　　二、关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定位：从“教育革命”到“科教兴国”

 　　20世纪的早期，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一些知识分子曾经喊出了“知识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的力量在当时还是非常之微弱，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够解决教育救国的政治前提，甚至有些人说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谈教育，何谈教育救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从高校引发，依据于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文革”前的17年中国的教育基本上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黑帮路线”专政；二是高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场所。由此而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基本判断。30年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对教育革命的反思以后，走向了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进步。我们过去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两为”，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点在今天当然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教育更多的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培养未来一代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高端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有引领能力的一部分。科教兴国战略，使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三、关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体制：由义务教育转换为综合性和高层次的未来投资平台

　　30年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体制有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上小学要交钱，上大学不需要交钱，由国家办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办成了义务教育。而现在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国家来办，向社会普及，高等教育则变成了由国家、社会、家庭和考生共同来承担的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公开、公平的教育平台。国家仍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主办者，但是社会尤其是家庭也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支持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师生、学校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这样，高等教育变成了国家、社会、学生和家长对未来的一种共同投资。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学生和家庭成为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部分学费的负担者，因此他们也就相应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大学生到大学学习也因此具有了家长和考生们花钱买教育、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的性质。为此，学生有权利享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因为他们也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他们也应当成为对自己未来的主导者。他们甚至也有更多的权力参与到所在高校的管理之中，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关于高等教育的体系：由苏联模式走向中国特色

　　1949年以来，在全面学习苏联思想的主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在全面复制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最关键之点就是要让教育贴近社会、贴近应用、贴近生产。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功能是要为万废待兴的国家培养一大批社会生产直接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国家希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就能够直接到生产第一线去进行工作。因此，1952年的院系调整分离了一批大学，新建了一批大学。分离的是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成为了文科和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等；新建的大多是单科型的大学，如工科、农科、医科、财经、政法等，使大学脱离了应有的知识广度和教育覆盖面。从总体上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仅设置了本科并且没有实行学位制度，是一个平面式的教育体系。

　　近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学位制度的全面构建，以及世纪之交的高校合并与管理体系的全面清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多样化、多层化和立体化方面得以迅速发展。从学位层次上来看，有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从性质上来看，有了教学型、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并重型等；从学科布局上来看，大部分高校都摆脱了单科型和片面性，走向了多科性和综合性，恢复了高等教育的应有本性；从类别上来看，除了普通高等教育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而在研究型大学里，又提升出一批“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等；从高等办学的主体来看，过去全部由国家来办，现在却变成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共存，而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生事物叫做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由民间投资，又依托于一定的著名主办高校，使得它们的教育质量、政治方向、管理模式和培养方式等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厚重性的支撑；从管理体系上看，由过去各部委和地方的多头管理到以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为主的纵向分层次管理体系，国家和地方的责任与权利更加清晰和合理。以上变化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多元办学主体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地向着分类和分层、立体性和综合化方向发展，这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关于高等教育的对象：由极少数的精英扩展到大众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全国约有57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了约27万人，录取比例约为4.7%。2007年，全国报考人数约1010万，录取约567万人，录取比例超过56%，我国毛入学率提升到23%。30年来，通过高考为国家选拔人才达3600万。而今天，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总数就超过了2700万人。据说，印度1998年的大学生人数是中国大学生人数的两倍；而到了2006年，中国的大学生总数是印度大学生人数的两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意味着教育对象的增加和扩大，更重要的是更广泛的青年大众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人们的高等教育权益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实现。受教育权和文化权都是人民的重要权益，让更多的人能够上大学，这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结果和直接表现，也是社会和高校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直接动力。

　　六、关于大学精神的内涵：由赋予大学精神以过多的革命和意识形态内涵到更多地赋予其科技创新和社会文化内涵

　　长期以来，大学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阵地和社会革命的工具，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的政治功能被畸形运用，并发展到极限。大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革命精神”，“造反有理”成为当时的大学精神的特别写照。30年来，大学精神获得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尤其是渗透着一种人类的爱心与责任意识，使大学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仅有大楼，也不仅有大师，还有一种特别的东西，那就是大爱。从“大楼”方面来看，30年来我国大学的校园建设迅速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其硬件而言，我们很多大学校园已经不比英美一流大学逊色多少。从“大师”方面来看，“文革”前我们的高校教师队伍中很少有教授，高校中有副教授职称者就已经是凤毛麟角；30年来，我国高校已经培育出一大批高端的、精英的、学术性的人才，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力量。从“大爱”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大学校园前所未有地充满着一种大爱，充满着一种责任；爱心与责任使大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教师的爱心转化为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学生爱祖国、爱社会、爱他人的爱心也转化为他们促进自我发展的责任。“大楼”、“大师”加“大爱”，使大学精神既有了现实的物质支撑和文化基础，也有了主体性力量，还具有了价值取向和内在灵魂。今天的大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大学文化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成为社会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七、关于大学的功能：由比较单纯的传承育人转向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在世界范围内看，大学的功能规定经历了从古典的教书育人，到德国的洪堡先生提出科学研究、创新知识，再到后来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去我国的大学主要是教书育人，谈不上科学研究与创新。今天这三位一体的功能在中国大学中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实现。应该说，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重要使命。如果就中国的整个大学体系作为一个创新体系来看，它的整体作用已经不亚于我国的其他专门科学研究机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甚至占据主要的地位。在社会服务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型大学都拥有自己的企业、产业，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园，以特殊的方式促进着基础研究，也促进着知识的转化。当代中国的大学借助于其雄厚的学术实力，并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企业、市场的各行各业之中，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八、关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摇摆于社会与大学之间到立足校园、走进社会

　　过去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长期在课堂与社会之间摇摆：要么是象牙塔，把学生们关在校园里，围居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大众；要么脱离校园，完全走向社会而变成了一种开门办学，搞“五七”分校，把大学生们派到农村去，长期在农场搞劳动。今天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有了一个较好的定位与协调：一方面，大学教育还是要立足于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活，使之系统化、专业化、高端化，为此而努力建立起全面、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重视课堂的系统的知识传授与训练，通过学分制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另一方面，大学教育也不能离开社会、脱离社会，而应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走进社会，高度重视课堂之外、校园之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使大学生能够在上学期间就以各种方式走向社会、走进大众、走进实践。实践证明，一旦把学生引进了社会和实践，他们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就会得到极大的激发，他们的综合能力就会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内在交互作用中，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在非常自觉地走向一种全面的、高层次的素质教育。全面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培养一代新人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方向。

　　九、关于大学的培养目标：由单一规范化模式到在规范化教育基础上鼓励大学生的个性化、特色化发展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的大学教育比较重视其规范性的方面，对所有学生，不管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家庭和历史发展状况如何，不管学习什么专业，以一把统一的尺子来加以度量，不要求和鼓励个性化发展，也没有很好地为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社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要求其努力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接轨对话，以便培养出具有国际规范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应该说，规范性对于大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它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性要求，也顺应了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各种类型的大学都须在一些基本的方面达到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各类人才也应有共同的基本指标体系。而另一方面，国际化和市场化也对每个人的成长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要求他们根据社会的多样化特征发展自己、培养个性，社会也变得更加鼓励和宽容个性。今天，我国的各级各类大学都努力地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和社会定位为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为某些优秀大学生的特异化发展提供机会和空间，使优异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大学生们的全面成长和个性化成长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

　　十、关于大学教师的定位：由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社会如何看待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如何自我定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1956年“反右”扩大化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首次大规模的伤害；“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和大学教师又成了革命的主力军，“造反”的主力军；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一大批大学教师离开学校，“下海”经商；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回流，各类教师，包括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社会政策转换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知识升值的结果。知识升值了，掌握知识的人才会相应升值，甚至必然会升值。大学教师在校园里感觉到了生活与工作状态的明显改善，待遇的提升，尤其是来自社会的尊重。过去很多人喜欢把教师比喻成“蜡烛”，认为他们的任务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今天看来，大学教师的使命不仅是蜡烛，不仅应当是“蜡烛成灰泪始干”，而且应当是“熔炉”，通过自己的智慧与热情去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激情与智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也不断地获得新的能量和信息，获得新的发展。于是，大学教师成为现代文化的建设者和享受者，也成为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最积极的力量，大学教师、大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三者之间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性。大学教师的个人发展既成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和积极成果，也成为其主体性条件和动力因素。

　　中国高等教育在30年里面走过了它过去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它也一定会面对很多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思想观念和实践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结构质量之间的矛盾；关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机制问题；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众化时代部分高校教育的精英品格问题，等等，都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创新，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注：本文为欧阳康主持的教育部2008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课题批准号：2008JYJW006）的研究成果之一。原文刊发于《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