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我们有幸保存有当年完整的院务报告，带领读者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时光。

协和在1937年：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编者注：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现存有完整的1928年—1949年院务报告，原文以英文写就，每年年末回顾医院全年医教研各方面工作，是探究协和历史，乃至近代华中医学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医院发展遭遇重大动荡，但当时的协和人还是尽力留下了相对完整的记载。本篇文章主体译自《汉口协和医院院务报告》，回顾了抗战爆发以后协和医院直面危局，救治伤兵伤员的动人故事。部分段落为方便理解有所整合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时任医务主管宫善修。）

协和医院诞生并成长于十年前（编者注：此处指1928年原仁济医院正式组建协和医院），并在1931年高达18英尺的洪水中接受了洗礼。如今，我们正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和工作。因此，我们的回忆自然地分为“卢沟桥事变”之前和之后两个部分。

和平时期（1月至6月）所有部门都日益繁忙

那些仿佛已隔经年的事情难以悉数追忆，也无任何事项需要详尽描述。医院各项工作循常规展开——所有部门都日益繁忙，这本身就是常态。许多患者带着对生活的新希望出院，他们及其家属深怀感激。另一些患者得以在弥留之际减轻了痛苦。实际上，正是这每日的循环，夹杂着例行公事与紧急情况，成功与失败、把握住的机会与错过机遇的遗憾，使得繁忙城市医院的生活如此值得一过。

本年，罗医生（Dr. Samuel C. Y. Lowe）的加入使医疗队伍得以加强。这位中国外科医生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曾在上海建立了规模可观的私人诊所，但感召之下决定放弃私人事业，投身医院工作。他于五月携家人抵达汉口，我们由衷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罗医生作为副主刀医生，在时任外科主任纪立生医生（编者注：此处指小纪立生，协和医院首任院长纪立生之子，外科专家）指导下工作。年初，我们欣然收到汉口市政府500美元的捐款，此举彰显了他们对本院在汉口公共卫生事业所作贡献价值的认可。

战前协和医生为儿童检查眼睛（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战争时期（7月至12月）燎原的战火与非凡的勇气

七七事变很快显露出其可怕的宿命——它已成为燎原中国大地的战火火星，并深刻改变了我们工作的范畴与性质，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际，本院患者已逾300人，远超正常的150人容量！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为受伤士兵服务。男护士和学生被集中安置到一栋空置住宅中，产科病房（包括患者、病床、护士、学生、婴儿等所有人员物品）整体迁入了先前男护士使用的房间。额外的病床被塞进了每一个病房；当我们清点它们时，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竟然增加了不少于100张病床——尽管其中有些床之间的空隙很小！由于需要更多床位，我们接管了毗邻医院的学校，并在里面放置了超过50张支架木板床。但考虑到空袭，必须保持部分床位空置；我们通过借用隔壁公园里的一个大阅览室做到了这一点。

一间集中收治抗日官兵的病房（图片经AI上色修复）

到年底时，我们收治了大约150名士兵。他们大多康复状况良好，等待出院的时间中，伤兵俱乐部就应运而生。我们有专门的一间小屋作为俱乐部用房，里面有各种游戏：乒乓球、象棋等。玩累了，他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读报或杂志，同时有一杯热茶和一些花生或糖果。

受伤的士兵绑上协和自制夹板（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伤兵游艺室（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人员配备自然是个难题。我们没有失去任何在编护士，但有相当数量的实习护士离开了我们——通常是应其父母召唤。我们通过两部分人来补充她们：一部分是逃难至此的护士，另一部分是本地的志愿者。我们首次拥有了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格兰提供帮助的志愿辅助护士队（V.A.D.s）。许多年轻女士和妇女志愿者为护理伤员提供了志愿帮助。还有许多在陆军医疗队受训的男护士学员前来，通过观察我们员工换药来获取经验。

开赴前线前，卫生兵到协和医院接受战场救护培训（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受空军的欢迎；我们收治的首位战争伤者就是一名受伤的飞行员；在一场英勇的战斗中，据说他先击落了两架敌机，自己随后身负重伤，但在驾机着陆前又击落了第三架飞机。他需要腿部截肢，随后被飞机紧急送来本院，当时状况极差。万幸他挺过来了，最终凭借本院器械部门制作的假肢步行出院。

由于靠近机场（编者注：指王家墩机场），我们遭受了远超平均数量的空袭和警报。我们现在确实已习惯了空袭，窗户震动得比工作人员更厉害。有时一天甚至有两次警报，实际上今天就是如此！迄今多数空袭以机场为目标。但在9月24日那场可怕的空袭中，炸弹落在老城区，伤亡惨重。全体员工忙于救治伤员。一度有五六台手术同时运作，轻伤处理在门诊部开展；由于多数患者浑身沾满泥污、尘土和血迹，工作难度倍增。医生们的妻子也前来协助。美以美会综合医院附近遭遇炸弹袭击，导致照明系统被摧毁，因此部分患者转送至本院，同时还有大量伤员直接从遭密集轰炸的汉阳送来。凌晨1点，两名增援医生前来协助，在主手术室接手工作直至约7点。早餐后本院员工继续工作，手术室持续忙碌至深夜。（当天）本院共收治92名患者，其中63人住院（其余伤势较轻）。床位满员后，又用担架另行收治12人。

8岁的余立（音名）住在汉阳，轰炸中多名兄弟姊妹遇难。余立右臂复合骨折，头腿部多处伤口。爆炸时他被掩埋于土堆中，幸免于难。经过治疗，约三个月后方可跛行。他后来被姨妈带回了广东原籍，离别时痛哭不止。4岁的韩元（音名）因另一次空袭致腿部骨折，其母因手臂复合骨折住院治疗。起初他终日尖叫“我不要换药！”，并曾咬伤护士。腿伤好转后他异常兴奋快乐，最终能行走时在医院各处高喊：“我能走路啦！我能走路啦！”

正在接受治疗的余立（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康复后的韩元与余立（照片经由AI修复上色）

本市各收容中心至少有16000名难民，其中多数来自南京。该区域还有许多人虽属赤贫阶层，但其出身并非真正赤贫。一对年轻夫妇的父母居住在战线以北区域。今年夏季丈夫完成大学课程时，两人身无分文且无法返乡。他们获助来到汉口，妻子入院待产。她不幸罹患肺炎去世，留下出生14天的婴儿。丈夫自然无法指望带着婴儿找到工作，因此女婴暂留本院育儿室。婴儿现两个月大，已会微笑，深得护士们喜爱。

国际红十字会和各类社会捐助有力帮助我们应对伤员及难民患者带来的额外财务负担。医疗器械部也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了众多物资，数量达2467件，主要为夹板。医院董事会的中国绅士李粹（音名）先生亦慷慨相助，为我们首批50张伤兵床位提供了床上用品等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伤兵抵达后护士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在恐怖空袭期间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但她们的全日制课程计划并没有中断。最后有26名护生参加考试，全员通过。同时，实验室与药房课程也全年持续进行。

病人数量及手术量快速增长，通过下图可一览其概貌（编者注：上半部分为门诊患者数量和门诊治疗数据，下半部分为住院患者数量和手术量数据。从中可见相比往年，1937年相关数据都有大量增长）。

动荡的一年，微小的善举从未停止。我们为无亲友探视者准备汤羹，为有心无力者代笔致信远方亲朋，为空袭中受伤的患者寻找家人，为正经历剧痛戒断者鼓劲打气……一次空袭后，一名70岁的老妇被抬了进来。一枚炸弹在附近爆炸震塌了房屋，炸死她的一个儿子并折断她的腿，也炸散了她不多的财物。几周后，老太太康复了，但无家可归且身无分文。通过我们的帮助，好心人为她购置了铺盖和一些生活物品，并找到一间房栖身。如今她可以靠编制竹篮勉力维生。

就在本周，一名即将重返前线的年轻军官说：“我永不会忘记这里，请从后方继续支援我们。”近来军人们常表达对我们的感激之情，想必各位也相信他们的请求应被应允。愿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早日重归和平。

引述德高望重的吴德施先生（编者注：曾任协和医院董事会主席，著名国际友人）近期的发言：“能在中国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他们直面当下的艰难现实，这是一项殊荣——我坚信当前的重重困难与艰辛不会压垮中国。反之，这些淬炼将使她更强大，为她命中注定要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扮演更重大、更重要的角色积蓄力量。”就此，我们于年末搁笔，但故事尚在章节中途。

协和医院在1938年：空袭、颠沛与救助十万人

《1938年院务报告》

尽管这一年充满动荡，留守医院的全体同仁都深感庆幸——员工与病患均未在医院内受伤，建筑物也完好无损。去年我们以“战时与和平时期”为题作报告，而今年则不得不依据汉口沦陷时间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日军占领前、占领后及难民营时期。

占前时期（编者注：1938年1月1日-10月25日）

高强度的工作是治愈轰炸恐惧的最佳良药

由于后来发生的剧变太多，春季的事情如今已难以清晰回忆。这里摘录一份当时的会议报告，多少能反映出当时的奔忙和为安置病患采取的临时方案：

“过去三个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超乎寻常的忙碌。门诊医生最头疼的事之一，就是不断要在收治病人入院或另寻其他救治方式之间做抉择。您知道，战前我们最多只有不到190张病床，平时住院病人通常在140到150人之间。请记住这个数字，再看看今天早上送到我办公室的记录：3月22日，普通病患222人；军人（在红十字会/军队名册）86人；难民与爆炸伤者13人；总计321人。

当然，这么多病患并非全在主楼。学校住了一部分，还有些在租来的民房里。包氏楼现在也改成了产科楼。即使在主楼里，连客房都临时改成了病房。目前我还在尽力避免在自己办公室里加病床。

为了照顾这些病人，同时维持门诊和手术室等运转，我们在岗的有121人：包括注册护士、实习护士和志愿者。我刚查过手术记录：80天内完成了518台大手术和164台小手术。小手术包括打石膏、在麻醉下复位骨折等。门诊量新增了3800人（不包括市内药房的数据）。产科部门也异常忙碌。”

这只是对三月份所遇问题的一点微小展示。后来情况变得更加艰难，因为人手更加短缺。当时，不断有正式护士和实习护士被父母带离或自行离汉，缺口只好由来自东部或北方战线的医护人员填补。病人数量超出正常一倍多，新来的护士们不熟悉本院规章又身心疲惫。幸好我们一直忙个不停——后来发现，高强度的工作正是治愈轰炸恐惧的最佳良药。

协和医院病房（摄于战前圣诞节，图片经由AI修复）

为了协助军队医院的护理工作，政府组织了一批女青年接受培训，我们每天开放病房几小时供她们见习。由于靠近军用机场（编者注：指王家墩机场），附近经历了多次空袭。起初我们尝试把所有病人转移到楼下，后来简化为只把他们挪到走廊；到最后，多数病人留在病房里，护士们尽力维持正常护理。每次空袭警报拉响，成百上千的市民会涌进医院大院，挤满候诊室和底层走廊。护士们在空袭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但频繁地躲避空袭无疑给所有相关人员（包括病人）带来了巨大压力。每次空袭后，都有值班医生和工作人员接收伤员。

护士与患儿（摄于战前，图片经由AI修复）

到了夏天早些时候，人手问题更加严峻：五名外籍医生走了三位。迫于人手极度短缺，我们不得不关闭了配药室，以便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派出医疗队前往周边地区对抗霍乱和疟疾。医疗队为约1800人注射了霍乱疫苗，并治疗了大量霍乱、痢疾和疟疾病人。

占领时期（编者注：1938年10月25日-11月1日）

汉口沦陷与流离失所

夏去秋来，日本海陆军步步紧逼汉口。之前普遍预计他们年底才能抵达，但日军越过庐山的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西去或南下逃难。

由于担心医院所在区域可能成为主战场，我们决定把病人、员工以及尽可能多的设备，转移到距离汉口商业区约两英里的盐业银行大楼。大部分家具和物资都靠大型手推车由人力运输，病人和贵重设备则由国联救护车转运。

搬迁工作还没结束，就传来了日军已兵临城下的惊人消息。我们尽最大努力将最后一车病人疏散完毕。最初的困难难以言表，但厨房、药房和化验室迅速草创；各类物资堆积如山。我们运走了40张特需病床和大部分家具，以及米、油、盐等储备物资和60吨煤。虽然初期一片混乱，但工作勉强回到了正轨。

医院完备的化验室，同年转移至临时院区（摄于战前，图片经由AI修复）

然而，安顿在盐业银行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10月25日晚，全城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中国军队撤离后，日军进入汉口。五天之后（期间我们目睹路对面八栋房屋被焚毁）就遭到日军勒令：在48小时内清空整栋建筑，迁入占领军划定区域，第二天早上就得开始行动。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即便极力抗辩，也无法改变。我们只好彻夜准备，被迫再次搬迁至城内一所闲置妇产医院。大部分病人和部分设备迁往该处；助产士部门带着产妇、婴儿和员工匆忙迁入邻近的大型住宅公寓；最后几位女病人则被其他临时医院收容。

搬迁本就手忙脚乱，日军的行径更是雪上加霜——负责的军官坚称我们搬运的大量物品是银行财产，强行阻止搬运。至今仍有价值约3000到4000美元的家具、药品和设备被扣留在那里。

幸亏在48小时期限内，除了60吨煤（后来额外争取到三天宽限，最终费尽周折运出），我们获准搬走的东西基本都抢运出来了。

难民营时期（编者注：1938年11月2日-12月31日）

为10万难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新院址位于划定的“难民区”内，大约能容纳115名住院患者。年底前，这个区域聚集了至少十万人。（编者注：据史料记载，难民区位于今硚口区汉正街核心商圈及江汉区大夹街一带。仅开放两个出入口，四周围以铁丝网，是日军实施“监狱式管理”的典型区域）。

日军在汉口难民区边缘设置铁丝网。（图片来自网络，经由AI修复。）

我们刚刚在新址开诊，就惊闻一个难民营出现了霍乱病例。考虑到我院当时人员配置比难民区内其他医院更充足，我们责无旁贷承担起了救治任务：征用附近一栋废弃警局，开设临时霍乱医院。此后一个多月，这家应急医院收治了130名霍乱患者，直到冬季低温遏制了疫情蔓延。

在难民区期间，我们还为新一届护士班联合举行了“授帽仪式”，并向两位完成助产培训的护士颁发了证书。在这个亟需护理工作者的时刻，看到年轻人加入这一行当，大家都很受鼓舞。

临近年底的几周，上海爆发严重天花疫情。（由于担心难民涌入加速疫情蔓延）我们迅速组织成立疫苗接种队。最开始在难民营内接种，后来发现在米粮配发中心效率更高。到年底统计，接种约20000人（疫苗由国际红十字会提供），这项工作仍在继续。

汉口沦陷后，医院收入骤降至每月1500美元左右（几乎全靠红十字会补贴）。只能用不到原来十分之一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单是大幅裁员后员工和病人的月伙食费就需要约1000美元。各项开支都已竭力压缩：工资支出从4610美元骤减至1136美元，而且从年底起，所有员工都将接受40%的递减式减薪，外籍员工还承诺捐款。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决心留在沦陷区服务，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而为。

今年以来，战争伤员和轰炸受害者挤满了病房（多为重症），使得外科诊疗远胜内科。纪立生医生（编者注：此处指小纪立生，抗战胜利后曾任协和医院院长）指导了复杂骨折的治疗，并监制了大批夹板和器械供其他医院使用。在我们工作高峰时，中外志愿工作者提供了极大协助。临时霍乱医院的开设也避免了一场灾难。去年长江流域恶性疟疾夺命数以千计，许多危重患者由我院收治。在难民区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很多角膜溃疡病例（明显因营养不良引起，极易导致失明）。面对大量伤兵、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为了缓解他们的孤独与绝望，我们还通过代买东西、代写信件、帮助寻亲等琐碎事务表达真诚关怀，让病人们知道医院里有可以依靠的朋友。

协和医院在1939-1940：克服物资匮乏、财务危机，不懈探索

《1939年至1940年院务报告》

1939年：勇气浇灌出的安全绿洲

1939年是以乐观对抗萧条、坚持巩固并开启重建与恢复的一年。1938年11月日军入侵时，几乎所有仍留存的医院员工都在汉口华人区中心的难民区，仅剩一个小型骨干团队坚守原址空置的建筑。1939年伊始，住院部工作开始从难民区医院转回我们自己的院区。

抗战中的协和医院病房大楼（1937年）

病区被逐一准备好，家具、设备、病人和员工由一辆破旧不堪的机动卡车运过两英里间隔。起初仅能将男性病人和员工带回，因我们地处市郊远离难民区。但很快几位胆大的女护士敢于冒险，不久所有其他病人及住院部员工也随之而来。此时医院宛如一片废墟荒漠中和平与安全的绿洲。

我们院墙内，工作人员在繁花簇拥中（当年菊花极好）隔绝生活，处理每日卡车从难民区大型门诊诊所运来的病患。院墙外杳无人迹，唯有偶尔经过的日军小队，无门诊病人来到我们门前。

春天过去，人们开始回到遭毁坏的区域，我们启动了自己的门诊工作。随着门诊量增加，我们的一些专科门诊陆续重启：麻风病科、眼科、妇科、产前科、儿科、下肢溃疡科、耳鼻喉科。还有约40名麻风患者定期接受门诊治疗。前半年的病人几乎全是赤贫难民，费用由华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按人均部分支付，无此资助我们将无法维持运转；但下半年越来越多病人能支付最低费用。助产部整年被安置在前英租界内一所大型女子学校中。战争导致中国助产士严重短缺，因此我们正在重建助产士学校。

年初最紧迫的问题是通行与通讯，后期则是财务与补给问题。起初汉口几乎没有人力车或机动卡车可用。我们自用的二手卡车时常散架，且无修车厂可将其复原。经过某些道路及门卡时每个人都必须有日本通行证，但这些证件极难获取。在此情况下转运整座医院并保障后续供给堪称噩梦。

年末财务越发艰难。红十字委员会对基本药品给予极慷慨的捐赠，或按最低价供应：但因长江商业航运关闭及汇率下跌，公开市场购买的药品价格多已高不可攀。我们战前储存了大量煤炭与煤油（全年断电）；但随着库存耗尽必须以双倍、三倍甚至四倍价格补货。年末米价开始猛涨，木材、纸张等必需品价格亦然。

因患者贫困无法收费，我们只好削减自己的开支。除拿最低工资的人员外，全体中国籍医务人员薪金削减三个半月，节省1800元，外籍医务人员则自愿从工资中捐赠2000元及20英镑。我们还严格配给用水、煤油与外科敷料，停用部分昂贵药品，停止所有内部翻修，大病房在寒冬也不供暖，甚至开办医院养猪场处理厨余盈利。最终成功将年度支出降为日占前的一半。尽管处境艰难，多数人保持了良好士气。

医院完备的化验室，1938年转移至临时院区（摄于战前）

博医技术专门学校本年遗憾停摆。现况不宜办学，检验培训暂迁至重庆。但校舍与院长住所仍保留在医院场地内，预计药剂师与麻醉师培训将很快恢复。

伤兵在协和医院接受救治（1938年）

夏末大腿坏疽性溃疡疫情横扫华中，光我们收治的患者就近300例。许多延误诊疗患者病情顽固侵蚀骨肉，多人死亡或截肢（单/双腿）。更多早诊患者则因为干预及时免于恶化。这场疫症中，多少无人照看的绝望者得到医治，多少人在无望中重建勇气，多少负重者在挣扎中获得新生！

1940年：在困境中坚持服务

数年前，我们的一位年轻医生曾将乐观主义者定义为“能在每个困境中看到机遇的人”，悲观主义者则是“在每个机遇中看到困境的人”。过去一年，当我们试图驾此医院之舟穿越1940年惊涛骇浪之际，其关于乐观与悲观的界定频现脑海。困境虽多，但我们竭力视其为进步与服务之机。

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是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年内几乎所有物价至少翻倍，部分涨幅达数倍。大米常态价每担7−8元，现已远超100元；煤炭常态价每吨20−30元，现达200-400元或更高；煤油原价每罐4−5元，现为40-60元。医院食物支出至1940年末较年初每月增加3600元。为此我们不得不数次提薪并调整收费以应对全面上涨的成本。

这些困境实为围城之境，人员物资皆无法自由流通。诸多必需物资或不可得，或价高难购，考验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后，城市电站即对我院断电。后来也未恢复常态供电。我们只好自行觅得发电机，为医院及住所局部照明供电，也用于X光机。后因汽油获取困难，我们改装发电机以煤油驱动，但不久煤油亦价格飙升导致成本过高。我们干脆放弃发电，改用煤油灯，约200盏灯日耗5加仑罐装油一罐。当煤油涨至两三倍价后，我们决意改用植物油。经多次实验，现在植物油基本替代煤油用于照明。

电力并非唯一短缺物。我们一度购不到巴黎石膏（编者注：一种医用石膏，因最初产于法国巴黎而得名。医院大量用于制作骨折夹板、矫形石膏绷带等）。我们得知汉口一处盛产优质石膏，遂获取并实验，终可必要时自制“P.O.P.”（即巴黎石膏）。我们还尝试自制药品，如橙皮酊等。

为竭力节约并创收，我们于院区多处种菜，饲养鸡鸭猪只。猪有望成为未来重要收入来源，我们还在洽谈增购优质山羊群添入农场，确保可靠奶源。

协和医院距汉口中心约1.5英里，毗邻汉口唯一公园且处最宽车道旁，日军占领前交通便捷，巴士、人力车费用低廉，我们曾视此为理想院区所在。但日军来后，城内哨兵四处把守、路障遍布，大片区域禁入，旁边的公园也因为驻军致数月无患者敢赴本院。因此为拓展病源，我们设立了城镇分部，位于主干道与黄陂路（或称“汉口哈利街”）交汇处，一栋三层大楼。此处虽非尽善尽美，但极适合作城镇诊室、助产及地区护理部。

本年内手术总量1098例，日均近3例。年度亮点包括一下。胆囊手术增加：过去十余年仅行一例胆囊切除术，今年施四例，另有七名胆石患者考虑手术。前列腺增生手术：此症华裔亦远少于欧裔，但今年一例（或因并发膀胱结石）同意手术，患者康复良好。直肠狭窄手术：年内多例非恶性直肠狭窄（12例皆女性）。除一两名拒绝手术者外，其余皆行后位线形直肠切开术，疗效甚好。首例髌骨切除：为一严重陈旧性髌骨粉碎性骨折患者施首例髌骨切除术。这是一名中国籍苦力，长期需负重工作。手术后膝关节功能完全恢复，已返工。宫颈癌手术：该病患者几乎总是在无法手术干预时才来就诊。但本年一例早期病例被转诊至我院。患者不仅在全子宫切除术后存活，六个月后依然康健活跃；其18岁的女儿深受医院触动，现已成为本院见习护士之一。

护士带小孩外出呼吸新鲜空气（1940年）

还有一些病例让人记忆深刻。一名油商店铺的苦力，先染上麻风病，导致双手扭曲几乎无用，后又染上芽生菌病（Blastomycosis）。这种真菌感染如白蚁噬木般蚕食皮肤，对患者而言是可怕的折磨。患者扭曲的手背、双手、手腕及前臂，皆被此感染所致的恶臭结痂覆盖。我们尝试用手术刮除所有可见病灶，并用强效腐蚀剂灼烧残留痕迹。第一次术后显示创面洁净无异物，但零星病灶仍反复出现。我们累计施行7次手术，患者住院达29周，通过反复麻醉、刮治、烧灼，后期行植皮术，终获可从专业角度记录为“治愈”的结果；患者入院时身无分文，出院时我们送了他衣物及10美元，以助他回到河南的妻子身边。

过去两年麻风诊所日益重要，现已成为我院门诊部的重要组成。登记就诊麻风患者68人，周均就诊量约45-50人。许多患者长途跋涉前来接受每周注射。1940年由两名经训护士完成注射超2000次。该诊所被中国麻风救济会认定为全国50个专科中心之一。

医生与麻风病患者合影，协和医院是当时少有的仍然坚持开设麻风病门诊的医疗机构（1940年，图片由AI修复并上色）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专设免费病房，日均住院超40人，男患者免费病房尤常满员。患者康复出院时，如有必要，我们还会协助办理通行证、介绍信及给予路费。承蒙社会友人慷慨捐赠及国际红十字会的捐款捐物，此慈善工作得以开展。

聚焦骨外伤康复，协和医院第一篇海外论文发表在《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