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华科大，于我心中，一直是个具体的所在。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许多清晰的画面——青年园的石凳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图书馆的灯光总亮到很晚。但最深的印记，或许是南一楼前那座沉默的雕像，以及它所注视的一方宁静。这方宁静，在岁月的流淌中，已化成我内心一座不会倾斜的圣坛，上面供奉着一个词：求真。

许多年后回望，我才恍然明白，那圣坛的基石，早已刻在母校的校训里——“明德、厚学、求是、创新”。这八个字，当年只道是寻常，如今却成了丈量人生的标尺。

母校所赋予我最宝贵的精神脐带，便是对“真”的敬畏与渴求。喻家山下的土壤，似乎特别适合培育一种质朴、沉潜的学术品格。它不张扬，却让你固执地相信，万事万物皆有它的道理。我们在那里，被训练着剥开语言的茧，去触摸事实坚硬的核。这便是“厚学”的真义——不是堆砌知识，而是养成一种穷究事理的习惯。而“求是”，则是这种习惯的自然延伸：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带着这份近乎本能的惯性，我走出校园，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二十年新闻生涯，手中的笔仿佛有了千钧之重。我渐渐明白，新闻的真实，并非只是将现场的所见所闻忠实地转述。它远比这复杂，也远比这深沉。它是在“众声喧哗”里，努力分辨出最接近事实原貌的那个声音；是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中，发现时代演进的隐秘脉络。

我时常想起在广播新闻中心工作时，曾做过的一篇有关《重点工程环保问题》的舆论监督报道。那是一项备受瞩目的“明星工程”，它的光环足以让任何质疑都显得苍白。然而，在轰鸣的机器和飞扬的尘土背后，我们看到了被破坏的山体、污浊的溪流。那时，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报道它，意味着可能与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相抗衡。我一遍遍核对数据、暗访求证，还冒着被围追堵截的危险。支撑我的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发展的本意是创造福祉，若以牺牲家园为代价，这“真”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

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明德”二字。它不是悬在空中的道德口号，而是在具体的选择面前，内心那杆秤倾向哪一边。德，是担当，是在压力面前守住底线的勇气。

最后，那篇名为《重点工程更要重视环保》的报道最终播发，并获得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优秀新闻作品评选一等奖。这份荣誉，与其说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一种求真勇气的褒奖。它让我坚信，母校所教导的“真”，不是书斋里的考据，而是需要走向田野，走入人群，甚至需要迎着压力，去守护的一种价值。这种求真，便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基础的担当。

岁月渐长，我获得的荣誉也从省里的江西新闻奖，到了中国新闻奖。那些证书与奖杯，我很少翻看，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更像是一种岁月的刻度。而真正沉淀下来的，是无数个深夜写稿时的孤寂，是采访受阻时的焦虑，是作品产生反响后帮助了具体的人时的那一丝欣慰。这些时刻，让我对“真”的理解，又多了几分。它不再是冰冷的逻辑，而是关乎人，关乎我们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更体面、更有尊严地生活。

有一年，我为了一桩尘封的旧案，跑了好几个城市，寻访了许多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有的已口齿不清，记忆模糊。我拼凑着他们的只言片语，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地复原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稿子播出后，影响寥寥，世界照常运转。但我心里那方圣坛上的烛火，却燃得更亮了一些。因为我知道，我来过，我记下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弱却坚定的担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领悟了“创新”的深意。它不是追逐新奇，而是当旧的表达已无法承载新的真实时，敢于寻找另一种讲述的可能。是让那些沉默的声音，找到属于它们的语言。

从喻家山下的学子，到赣江之滨的记录者，身份在变，际遇在变，但那座内心的圣坛从未移位。明德为基，厚学为径，求是为魂，创新为路——母校所给予的精神烙印，早已化作一种本能：在面对纷繁世相时，习惯性地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在听到强大声音时，愿意侧耳去倾听那些沉默的、微弱的呼吸。

这或许就是母校教给我的全部。它未曾许诺我坦途，只赐予我一根探路的拐杖——求真。而我这二十年的路，不过是拄着这根拐杖，尽力走得像一个华科大的毕业生，走得踏实，走得坦荡。我深知，个人的记录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若每一朵浪花都折射着真实的光泽，那这条大河，便会永远波光潋滟，生机勃勃。

探寻华科大精神，我想我已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它就在校训那八个字里，在每一次求证中，在每一次担当里，在那座永不倾斜的圣坛之上。那圣坛不供神明，只供着一个朴素而永恒的信念——明德、厚学、求是、创新。而所谓“吾辈担当”，不过是用一生去践行这八个字罢了。

（作者系新闻学院2004届毕业生，现在江西广播电视台工作。）

编辑：汪伟颋

审核：万霞、史梦诗

审定发布：詹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