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1年。1977年下乡，1978年考上大学。那时候没那么多选择，考上了就好好读，分到哪里就去哪里。后来读了研，留了校。留下来的理由很简单——没想那么多，觉得可以在这里做点事。但这种“没想那么多”背后，有一种挺珍贵的东西：不挑、不躲、不抱怨。你给什么就接什么，接了就把事情做好。一个地方能留住人，未必是因为它给了你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种下的东西还没长完。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没得选的时候，但选了之后怎么做，是自己的事。

1987年，我从华中理工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教书，到现在快四十年了。刚工作那两年，赶上国家发展国土普查卫星，我参与了卫星图像处理的工作，1989年拿了航天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来也做过一些科研、产业化的项目，最后还是回到学校教书。《数字图像处理》《信号与系统》《模式识别》这些学生眼中的硬课，我都上过。

在我看来，课堂应该是一个让模糊变清楚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把答案交给你的地方。

教书这些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话讲课。书本上的原话我不照搬，把概念翻过来、揉碎了，用学生听得懂的方式讲。我觉得，用自己的语言把东西表达出来，是经过自己思考的。自己都讲不清楚的东西，其实就是还没想通的东西；自己先想通了，才谈得上教别人。

《信号与系统》这门课基本全是数学，学生头疼，我也头疼。我选择用同学们熟悉的东西来讲。比如讲信号、讲频率，我拿音乐来讲——大调、小调、和弦、泛音，这里面全是频率的倍数关系。

人离开了讲台，心却很难离开。退休之后，我还在听课，坐在年轻老师的课堂后面，看他们怎么讲，学生怎么听。每当看到年轻老师能带着学生讨论起来，我就觉得，这个课是有益于学生的。一代人讲，下面有两代人听，华科大的教育就这样代代相传下去。

现在的学生们手中有了AI的工具，仿佛什么都能查。但越是这样，越要自己动脑子。其实，AI用得好不好，差别很大。而我更看重的，是你拿着自己已有的知识去问它、跟它较真，而不是它给你一个答案你就收下。我自己遇到搞不懂的事，就是先用已有的知识去分析问题到底出在哪，然后再去跟AI交流。类似地，专家、权威说的，不能照单全收，得自己去想。技术再变，工具再新，有一点是不变的：知识可以靠检索，但判断要永远靠你自己。

除了把课堂内容讲清楚，我还常常和学生说，华科大精神里，素质特别重要。做事勤快一点，对别人多一分公平心、恻隐心，对社会多一些公德心，个人得失要看得轻一点。跟人相处的时候，也没必要在一些小事上争高低，你花在争执上的时间，可能比把事情做完还要多。良好的素质，靠上课教不出来，要靠平时慢慢养成，靠老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有些东西不会变。四十多年前我刚上大学时，校园周围还是一片农田，如今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学府。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留下来的定力不能变，干出来的硬气不能变，想得清楚的习惯不能变，走了还想回头的牵挂不能变。这些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刻在华科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一代代人用双手托举出来的。

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我和身边一大批的华科大老师一样，认真对待过每一个坐在台下的学生，认真对待过每一个国家交给我的任务。现在接力棒到了更年轻的人手里。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关键技术要突破，核心设备要自主。一代人做不完的事，下一代接着做。华科大的人，从来就是这样。

（作者系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退休教师、教授，现任退休党支部书记，曾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编辑：汪伟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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