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老院长朱九思长逝之耗，不胜悲痛，思之黯然，唯有托人赠上花圃，上书：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敬挽。

    忆起九思老院长，就不得不说他的“两件半事”：一件事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另一件事是采用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九思院长的办学理念是建一所“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但当时国内教育界更偏向于理、工分家（这当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决定），他便不顾众人的反对给教育部提出改革的请求，在理工科外，先后在学校设立了文科和管理学科，在任期内实现了学校从工科大学向理工文管综合性大学的转型。现在我在思考，正是因为有了九思院长当时的办学思路，我们现在才能跻身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是九思院长打开了改革的第一道突破口。

    在延揽人才上，文革时期，别的学校是“斗批散”，华中工学院是“广集人”。当时九思院长就提出了“高筑墙、深挖塘、广集人”的口号，为学校奠定了人才的基础。

    最后那“半件事”则是种树，没有九思院长，就没学校“森林大学”的美誉。

    除了这“两件半事”，九思院长常挂在嘴边的还有“三个本”，即“教人为本、教学为本、教师为本”。他知道教师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这一点上，我是亲身体会的受益者。

    印象深刻的是，当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学校在庐山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议，讨论整个学校的建设，参加的多是教学骨干。我和叶鲁卿、叶佩琼等人当时都还是助教，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是九思院长十分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破格让我们参加。

    九思院长当时还有个理念，是“每个骨干教师都要深入实践”。他常和我说，我在基础理论方面是优秀的，但对实际的了解还不够。于是1962年的时候，他就安排了我去上海机床厂学习了一年。这一年，我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发展，这对我后来评选院士有很大的帮助。

    1981年，我在九思院长的支持下去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一年后回到学校，想做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如故障诊断、时间序列分析方面的科学研究。那时，九思院长和所有归国教师一一谈了话，了解我的研究意向后，他免除了我的所有行政工作，为我调整实验室，组建了新的团队。这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在学术研究上，是他和学校把我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