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记者团 李炳录）什么是启蒙？康德说过，启蒙就是民众“走出受监护的状态”，从而自觉运用理性，免于愚昧。7日晚，我校哲学系教授邓晓芒从学理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及其相关思潮做了梳理、总结。因为历史上已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将发生在当代的启蒙思潮称之为“中国当代第三次启蒙”。

    邓晓芒说，回顾五四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分子在启蒙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当的模糊性，往往把启蒙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一种劝说当权者的技术性策略，自觉不自觉地以谋臣的姿态将启蒙作为政治的工具。五四时期，启蒙是“救亡”的工具，1980年代，启蒙则是“振兴中华”的工具，现在的一个提法又变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工具是可以随便抛弃的，所以，当知识分子发现启蒙并不很好用或者不被当权者所理睬时，就主动放弃了启蒙，也就是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到的“救亡压倒启蒙”，还有后来屡次被政治玩弄的启蒙，譬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鸣大放”、“阴谋阳谋”，以及文革期间披着思想解放外衣的专制独裁。

    “启蒙是为了‘治平’的工具心态，使得中国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充满了顾忌心态和权力诉求，结果是，运动轰轰烈烈搞了一阵子，运动之后，由于当权者的打压或是无动于衷，启蒙之势“其兴也勃，其衰也哀”。究其原因，则是知识分子自身对普遍人性反思不够，理性未能内化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没有理性作为平台的启蒙，注定了只能是过眼烟云。”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邓晓芒认为，近现代以来，尽管对传统文化做了很多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往往流于口号，缺乏深层理性分析。今天一些人一味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让小学生学《弟子规》，甚至还组织“小学生集体为父母洗脚”等活动，这些实际上适合启蒙思想有抵牾的。这并不是说，儒家文化不好，而是中国由于缺乏启蒙理性的洗礼，中国人思维模式中缺少足够的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从而儒家文化的保守内容很容易成为粉饰专制的外衣。

    邓晓芒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根本改变，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动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当代第三次启蒙架构于经济基础之中，这一特点，也是第三次启蒙不同于前两次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