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只有每个人知道民主变革的方向，并为之努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大学生尤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要勇于成为你自己！”昨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在讲座中如是勉励喻园学子，并提出，地方自治是确立宪政和民主的需要，它在相当程度上优于中央集权。

“为什么中国大城市堵车严重？”讲座一开始，王建勋就抛出这个问题。同学们给出了诸如人多、车多、城市规划失当等答案，王建勋听后却摇摇头。

他指出，中国的城市道路规划多以一个中心为基准，道路呈同心圆层层环绕，亦如单中心结构的政治体制。美国采取的是多中心的“米字形”构造体系，“堵车”的几率大大降低。

举例来说，中国的首都承担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个职能，各省多以省会城市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同心圆运转模式；美国没有“中心城市”这一概念，联邦政府位于华盛顿，但联邦政府并非美国政治中心，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第五十一个州”。各州的州府并非当地的经济发达城市。

而且美国优秀的大学都位于相对偏远的地方，例如斯坦福大学位于旧金山跟圣何塞之间的小城市Palo Alto，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南部城市纽黑文等。中国优秀的大学多位于资源集中的繁华省会城市，与政治经济中心重合。王建勋认为单中心的政治模式由于高度集权，自治力较低；多中心的政治构造体现了分权的思想，能较大程度实现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确立宪政的需要。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分权是限制权利的最有效的方式。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理解分权。横向的分权即对权利本身的分立，其结果是不能产生一个拥有最高权利的机构，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何种名义形成；纵向分权是地方对中央的分权，结果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牵制，或者不存在中央的中心地位。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成功的宪政试验。1921年湖南省制订了自己的宪法，并获得省内3700万人民投票通过。这部确立了分权和自由立法思想并规定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持枪权的宪法在湖南省实行了四年，其他省份也在加紧制订并准备出台自己的宪法。不久后开始的北伐战争将联邦制的萌芽消散在烽火中，中国走到了民主共和国的轨道上。

地方自治是民主的需要。王建勋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众能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美国民主的根基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能够使民众拥有局部创新与试验的空间，拥有多样选择的自由。民众可以为自己对更好的教育和经济水平的需求进行州与州之间的迁徙。对于一个自治州而言，居民的多少直接与税收和选民数量相联系。尽可能多留住纳税人和选民是政府改善自己的公共服务的动力。因而州与州之间有较强的竞争关系。相比之下，国内各省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对中央所分配资源的争取上，进行内在改革提高的动力较小。

如何打破集权，走地方自治的道路？中国崇尚“大一统”的传统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曾有过机会走“联省自治”的道路，但最终失败。当前的自治主要在村级基层和少数民族自治区，但都在中央大指导下进行程度有限的自主治理。例如村级自治，村委会由选举产生，中央下设党支部进行监督指导；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下，有要求少数民族干部必须掌握汉语等条件。真正的自治应是尊重少数民族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习俗自主管理，充分尊重他们对自己土地上的资源的拥有权。在此理解上，“西部大开发”计划和建设兵团的意义也值得商榷。

讲座结尾，王建勋提出地方自治在相当程度上优于中央集权。民众要获得自由快乐的生活权利，应该推进地方自治方向上的变革。

在提问环节中，面对同学提出的“美国历史上也曾发生南北内战，不足以体现地方自治能防止分裂的优点”的问题，王建勋用一个比喻回答：“地方自治组成的国家相当于用婚姻契约联结在一起，也得允许他们有离婚的自由。”他指出，西方的分裂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例如魁北克的“公投争取独立”。

另外一位同学提出了“地方自治在中国实现的现实土壤在何处”的质疑。王建勋回答说，可以通过理念传播和小自治试验两个渠道探索。不能只是每个人都等着别人领导变革。只有每个人知道民主变革的方向，并为之努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大学生尤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要勇于成为你自己。当中国的“好死不如赖活”的观念和西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观念碰撞在一起，大家应该勇于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