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2008年春晚表彰了8个道德模范，2009年6个，2010年还是6个。可是就这么6、7个道德模范，对我们13亿人有什么作用呢？”
3月24日晚，西五117教室讨论声不断，来自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官文娜副教授做了主题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转型期的风俗改造和公德建设”的人文讲座，对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取缔恶性陋规、建立社会公德和设立修身课程三方面内容进行了阐述，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
道德挂天上，公德住人间
“公德和道德是相互区分的。”官文娜认为，中国没有认清“公民”这一概念。公德相对于公民存在，而且是社会规范下人人都应该遵守的。而公民涉及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不像儒家所建立的道德体系，不应该有过多约束。
道德往往被高高挂在天上，可望不可及。“当下被媒体宣扬和树立的道德模范，像一道光环，可是离现实很遥远，普通人达不到，因此他们对大众的意义趋近于零。”她认为，树立道德模范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引导民众向好的意愿靠拢，但现代社会存在着太多因为效仿道德模范不可得而造假的人，恰是这些人造成了社会混乱，因此这种道德只能被称为“消极道德”。
与此相比，公德建立在所有人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着眼于普通人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官文娜非常欣赏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注重建立社会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保证社会良性发展所必须遵守的，而且是人人都可达到的。她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这是道德层面的；而公德建设应该是“己所不能，勿施于人”：公德必须是人们可达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谈及大地震中日本人的表现时，她认为日本公民的表现既淡定又无奈，但这种无奈不过分。大地震后日本秩序井然，恰恰是日本公民善于处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关系、不给他人带来麻烦的表现，这是公德建设的成功。
GDP虽超，软实力仍差
“中国在上海世博会上表现得太张扬。”在回答学生关于中日两国对比问题时，官文娜犀利地提出我国有时过于张扬，“我听说为增加世博会入园人数，确保参观上海世博总人数超过大阪，当地各类党政会议转移到世博园召开。世博会闭幕后媒体大肆宣传参观人数世博历史记录突破7000万，而1970年大阪世博会是6300万。”
她认为用“张扬”一词形容我国并不过分。作为大国，我们不应过分宣传自已应该达到的水平。“就像一个同学总是在你耳边炫耀会引起别人不爽一样，中国的大肆宣传也会引起他国的防范与应对。”同时，她引用求学北大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的话表示，希望世博会能真正带领中国的城市进入新时代，而不只是表面功夫。
虽然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但官文娜我国在经济、国民素质上和日本有一定差距，尽管智商和学科教育水平差不多，但软实力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她认为，中国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不能躁动，应该脚踏实地，谋求发展。“一切社会改造都需要新风尚、新思维，这涉及到人自身的改造。树立新风尚，势在必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公德，让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份子得到发展，带动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