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中国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几何中点。2008年，当金融风暴席卷世界，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几近触底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滑铁卢，而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2008年GDP增速达到1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五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此外，重庆提出了2009年的GDP目标为12%，一度全国最高。  

一时间，“重庆经验”、“重庆模式”被塑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奇迹，重庆经济发展机理，在学术界日益为人关注。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便是众多关注者之一， 3   月   18   日 ，崔之元应邀做客我校人文讲座，带来题为《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的讲座，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了重庆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奇迹。  

崔之元目前兼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他的研究广泛而深刻，著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悖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中英文著作，被国内外媒体评论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崔之元以《小崔会客》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引出讲座主题。“我需要说明一下，崔永元和我没有什么兄弟关系。”风趣的崔之元拿自己的名字跟现场的听众开起了玩笑。  

崔之元告诉在场同学，重庆不仅在地理轮廓上与中国版图相像，此外，重庆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崔之元将“重庆经验”归结为三个方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8000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崔之元说。  

    针对当前流行观点，即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崔之元别树一帜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庆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这一经验可归纳为：政府通过国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盈利，以国有资产的盈利丰盈政府收入，由此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力降低对非公企业的税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崔之元还引用了“郎顾之争”与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两例进行了论证。  

    崔之元以工业企业所得税率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重庆是如何做到“国民共进”的。“重庆利用了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一直使用15%的低税率，极大提升了民间资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重庆敢于降低商品房房价，突破短期的土地财政，有底气、有能力实现直接和间接意义上的藏富于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政府控制的八大国有投资集团进行投资，使国有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取得增值，形成“第三财政”。  

       在讲解“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时，他首先例举了都江堰在重建过程中“请农民上楼”的做法和天津“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的例子，并认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核心在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要把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减下来。重庆在此方面的经验，一是“先补后占”，即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二是建立土地交易所，对土地利用指标进行交易。  

       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崔之元，还敏锐的注意到了重庆政治作风建设对于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将此点也列为“重庆经验”的重要内容，归纳为“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 

    讲座临近结束，三位同学的提问将焦点集中在国有资产增值上。崔之元引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理论加以说明，并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由于这次讲座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现场听众大多表示艰涩难懂，不能充分理解崔之元引用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对此，崔之元在讲座中屡次表示，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探讨问题时不要停留在浅显的表面，也不要被媒体不全面不完整、浅显的报道分析所误导，而要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对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崔之元还将于周五晚7：00在同济校区进行第1571期人文讲座，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