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忠孝立国”乃是当今教育的病根
发布时间:2010.03.11

来源:记者团 编辑:邱慧君 浏览次数:

    3月10日晚7点,于去年11月3日正式加盟我校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第一次以我校教授身份站在西五117的讲台上,结合两会焦点教育问题,深刻剖析了当今中国教育的病根。他思想的深厚独特一如其名——破晓的光芒——引来了教室每个角落的掌声甚至欢呼声。

“忠孝立国”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

    温哥华冬奥会速滑冠军周洋在感谢词中只感谢了父母而没有感谢国家,这遭到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批评。当记者再次采访她时,她改口把父母排到了第五位。


    关于“感谢门”,邓教授认为这正反映了当代教育带给孩子的“服从和潜规则”。他解释道,“由于官本位天经地义,我们就会无条件服从地位高权力大的那些人;像‘国家养育了人民’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必须遵守。”于是孩子习惯了奴性,学会了“看在眼里,悟在心里。”古代家庭教育中有“上有使,下仿效也”,其核心是孝。以此为基点扩展到社会教育,放大到政治关系,移“孝”至君、官而成“忠”,父母则上升为父母官,“忠即大孝,是以孝顺的心态侍君,用熟悉的话说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邓教授戏谑地讲着“孝”是如何上升为“忠”的。


    “官本位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毒瘤”,邓教授指出,它的特色体现在“君师合一”,如同韩非子倡导的“以吏为师”,中国的一把手往往成为一切人的教育者。推想而知,“君本位”即是中国最高的官本位,提倡以“忠孝利国”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在“廷训、廷杖”的教育方式下,“所有下属都是皇帝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邓教授形象的阐释逗乐了大家,引来哄堂大笑 。


    “忠孝立国”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它暂时调停了由于私爱而产生的小家矛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模式。

当今教育是没有科举制的科举制

    “没有科举制的科举制”,这是邓教授对当今中国教育的评价。他指出,当今教育以培养红色官僚,红色接班人为目标,其中的理科教育相当于职业培训,文科教育等同于对国家政治形态的阐释,它在一定程度上比理工科更加理工科。


    “把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邓教授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目标,而仅仅是把学生推向高考的独木桥再推向大学的职业培训基地。目前的道德教育过于局限,又造成个性的流失,奴性的泛滥。1958年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就有着强烈的道德教育,无产阶级成为道德的化身,视救星为再生父母,而知识分子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以抛弃他们与忠孝体制格格不入的“傲气”。


    现在我们的教育倡导为人民服务,加强文化知识的分量,培养合格的劳动者等,但并无实质性改变,甚至于知识分子成为以知识作为资本的资产家,不可避免的与金钱挂钩。这样以来,官本位思想及金钱理论就导致了教育腐败:学校管理纠缠于各项竞争指标,将一切关系理顺变为可以输入的数据,成为量化管理的重灾区;教育衙门化,政府控制学术研究方向,导致论文技术化、空洞化、无聊化,学生生产大量的垃圾成果;在行政官员看来,诺贝尔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出格。于是,中国的国立大学通过政教为政府这个大家庭尽忠尽孝,与美国教育家当权只对教育负责的现象截然相反。

教育改革应多元化重点突击科学

    “教育以培养健全人格作为目标,道德教育不是其全部内容。”邓教授说。


    “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在家庭教育中进行‘孝’的教育,但是我反对把它作为唯一内容,并拔高为仁之本。”邓教授认为,仁乃孝之本,因为仁不仅包含孝所指的同情心和仁爱心,同时还包括有平等意识,提倡公平正义。他指出,道德教育还应该包括对自由意识的肯定,正确运用自由意识的方式原理等,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天经地义的东西,只有合理的东西”。


    针对教育,邓教授建议还应注重传授科学、社会、人文知识;培养对宇宙的思考意识,锻炼思维逻辑能力,加强技术实践等等。邓教授强调,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意识到教育的片面性,引进了新科目,但是我国的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实践能力还是极其缺乏的。他还指出,技术不同于科学,前者知其然,遵守规则,可以是愚民知识,不会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而后者知其所以然,对原因及原理感兴趣,可以揭示传统道德统治的虚伪性,可以评价道德,鉴定真伪。


    以“忠孝立国”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存在了几千年,邓教授说,其改革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希望可以尽快找到药方。 

跟记者团走进讲座现场:

“预留”门

 

       1730分进入西五117,除了那些占位的书本让人感到无奈外,第一排的特殊占位品也让人惊奇。十几张打印纸整齐的平铺在第一排的桌子上,每张打印纸上都赫然写着“预留”二字,它们以无可质疑的姿态捍卫着他们主人的座位,一眼望去,煞是显眼。

 

    这样的座位是组织方预留给领导的或者媒体的吗?会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是给领导的,那些现在坐在预留坐上的学生是会被赶走的。然而整场讲座下来,坐在第一排的领导、老师不过3人,而其他更多的预留位置却是学生坐着。

 

    不管这些预留坐的主人究竟是谁,这种方便、快捷、简单、占坐量大且威摄力高的占坐方式确实让人惊叹。

 

“板凳”门

 

    环境学院的薛磊1740分来到117,无奈于座无虚席的“惨状”,也不想白跑一趟,于是他决定去其他的教室抬根凳子来坐(几乎每间教室里都会有一根可移动的木凳子)。一楼,已无凳,刚上二楼,就见一群人从走廊跑过来,口里说着,“再上一楼,二楼已经没有木凳了。”薛磊于是跟着他们上了3楼,好不容易在3楼的一件教室发现了一根凳子,还来不及欣喜,就失望了:凳子被铁链固定在了教室里,抬不起来!

 

    几经周折,薛磊才终于在402找到了一根木凳。

“打坐“门

 

       19点左右,117的两个门已经是被堵得水泄不通了,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有个想上厕所的女生也只好忍着,怕待会儿出去就进不来了。

 

    坐在教室左侧和右侧前几排的同学,虽然早早地占到了位置,但是却被站在过道上的同学挡住了视野。这时被堵在前面十几个高大的男生突出重围,走到讲桌前的空地上,就此坐下,围着讲桌坐了个半圈,大有春秋时期聆听孔子讲学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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