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要认真负责地考察历史事实，就会知道古代中国文化‘开放进取’是主流，近代也是如此。”

    12月3日，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陈争平教授在西五117做了主题为“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阶段性”的讲座。他认为“封闭保守”并非是中华文化的特点，相反，“开放进取”才是主流。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将那些历史向我们娓娓道来。

                               租界：乱世中的稳定“孤岛” 

    在陈教授展示的PPT上，外国租界的一个公园里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清楚地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黑底白字，字字都扣动着我们脆弱的神经。

    1876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租界”一词首次出现在正式条约里，通商口岸租界制度也因此合法化。“我们看到外国侵略者在一步一步蚕食租界的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等权力，试图把租界变成‘国中之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租界给我们的近代化带来的一些积极意义，”陈教授讲到。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租界”呢？一方面，租界是“乱世中相对稳定的‘孤岛’和‘安定的优越的投资环境’。”由于租界不受清政府腐败吏治的束缚，有比较开明的税制和法制，并且还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公用事业建设等，因此它可以成为乱世中稳定的‘孤岛’。同时，“这‘孤岛’还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文明，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某种‘示范效应’”。陈教授肯定租界的积极意义时如是说。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租界的示范效应也在递减，“孤岛”的消极作用也就凸显出来了。 

                            华工：苦力贸易中的最大牺牲品

    当外国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类似于黑奴贸易的苦力贸易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苦力贸易利润丰厚，当时洋行等苦力贩子每将一名苦力交给船主或货人代表，可净赚40元左右。

    在如此大的利润面前，外国人贩子开始在上海、吴淞、宁波、厦门等公开诱拐中国人，他们还雇佣中国的“拐匪”，使用诱骗、药酒迷昏、打闷棍以及套麻袋绑架等手段，把许多人抢走。“就在光天化日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哪怕是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被人‘推架’而去的危险，”陈教授讲到在本口（广州）苦力贸易的欺诈横暴的行为时，在场的同学们听得瞠目结舌。

    为了牟取暴利，西方的苦力贩子还干出了比运送黑奴更惨绝人寰的暴行。那些苦力贩子在“浮动地狱”（英国人对苦力船的称呼）上为了尽可能多装苦力，以至于船舱内拥塞，在漫长的海途中苦力们只能“交股、架足而眠”。再加上海上的酷热，上下蒸郁，便溺纵横，疫病流行，许多人还没上岸，就活活病死。“有的苦力还没有断气，就被扔进了海里，”陈教授感慨地说。

    即使活着到了美洲，“等待他们的也是新的苦难，是漫长的苦役、肉刑和奴隶般的生活，”陈教授举例到，在当时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虽然有法律规定，华工与黑人受同等待遇，但是，白人雇主却煽动黑人对华工的仇恨，派黑人做华工的监工，黑人便将他们过去所受的雇主的虐待加倍地施与华工，华工沦为古巴社会“最底层的贱民”。

    烈日下的劳作，监工的鞭打和酷刑，夜里住的是低矮闷热的小屋，这些惨无人道的待遇造成华工8年死亡率为75%，平均劳动寿命只有5年。             

 广交会：共和国对外开放历程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广交会自始自终都担当着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角色。“贸易往来讲究的是持续发展，广交会即使在‘文革’十年动乱时也没有中断”,陈教授认为广交会是共和国对外开放历程中的一个缩影。

    我国在广州于1955年至1956年试办，从1957年开始正式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开门迎客，请进外商来开展贸易洽谈活动，成效显著。

   “广交会全年成交额1958年近2.8亿美元，1968年近8.8亿美元，1978年43.3亿美元，1988年98.9亿美元，1998年212.2亿美元。”陈教授用数据说明了广交会的作用，“虽然现在广交会不再是出口企业接触国际市场的唯一桥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