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前，五口百亩之家，焉能不富？西汉时，人均田地五十亩；唐太宗期间也有三十亩，可转眼于1812年，每人就只剩下2.19亩。“纵观中国的历史，土地制度与我国的发展密不可分。100年前，土地制度关系着国家的安定与发展；100年后，土地仍是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
3月10日晚，我校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毅在西五楼讲述“土地制度——百年探索与百年徘徊”。
“小地主”与“大佃户”解决人地矛盾历史顽疾
古时候，人少地也少，人地矛盾基本不存在；后来人口增加，土地不断被开垦，基本达到了供求平衡；当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时，土地已被开发到了极限，人地矛盾就凸显出来了。而王朝更迭、战乱不断更会导致土地矛盾的激化，所以历代统治者在开国时都提倡“休养生息，鼓励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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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兑现了革命时的承诺——土地完全平分。但从经济学来说，却是灾难性的：一方面消灭了最具经营能力的人，另一方面换来了整体乡村的贫困，即贫人未富，富人先贫。中央意识问题后，推行了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中国提前进入集体化，但这还是没能挽救整体贫困的状况。
现今，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根源在于土地规模太过分散，面对这一问题，土地流转（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说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大地主”与“小佃户”的时代，那么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小地主”与“大佃户”。
土地永久承包 土改向不平等发展
“农民只有得到了土地的永久承包，心里才会踏实，才会舍得在田里下功夫。”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的热点话题——土地是否应该永久承包，吴毅如此回答，“如果你辛苦种的土地，结果却要被收回，那谁愿意啊！”
“社会的财富总量既定，财产分割不能使穷人变富，只能使富人变穷。”对于土改，吴毅认为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人人平等。
先辈们一味追求人人平等，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有田同耕”，孙中山“平均地权”，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土地改革，不应该只追求这种形式上的平等。
提问环节时，一个吴毅的忠实粉丝问道，“最近看您的作品，觉得您以前是现代派的，但现在的风格是后现代派的，您是不是转型了？”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笑声，吴毅笑着回答：“是啊，我也在转型，研究土改问题也要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