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琯:把中学“教师”改称中学“教授”
发布时间:2008.01.01

来源:记者团 编辑:许路阳 浏览次数:

      

1231日,我校“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成员们拜访了中科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84岁高龄的王老热情地接待了来访的同学们,一向关心青少年教育的王老就青少年中出现的“追星”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

爱玩、崇拜明星符合儿童生长规律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我们教育工作也应该服从这一规律。”王绶琯说,喜欢唱歌、游戏、踢球对孩子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对于歌星、影星、球星的崇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能成为明星的只能是少数,再加上儿童的心智都还不健全,这就需要各方面加以科学引导,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自然会形成较为科学的价值观。6岁的男孩崇拜铁臂阿童木,15岁的女孩崇拜李宇春,18岁的学生崇拜杨利伟,这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对青少年中存在的“追星”现象不要过分担忧。

演员、科学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种职业

“无论是‘超女’,还是航天英雄,人们所关注的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各种职业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人尊重。他们都可以成为青少年的偶像。”王绶琯指出,许多明星通过自身行为实现了职业价值,如影星李小龙、球星姚明等。科学家也有其自身的职业文化和职业伦理,这是科学家们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一些科学家的学术造假行为说明,作为一种职业,科学家和娱乐明星一样都是平等的,虽然做出的贡献不同,但一样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现在媒体一些不负责任的做法,如对娱乐明星的炒作和八卦新闻的传播也是造成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一个原因。

把中学“教师”改称为中学“教授”

“把许多懵懂顽童变成掌握初步知识、并逐步树立较为科学的价值观的青少年,在这一环节上,中学老师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一个大学教授只带几个研究生,而一个中学老师,需要教学多学生,使他们掌握多门知识,帮助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官本位”的现实条件下,政府应该逐步提高中学老师的素质和社会地位。“我建议,把中学‘教师’改称为中学‘教授’,享受教授待遇。”王绶琯说。只有提高中小学老师的地位,才能提高他们话语权在学校教育中的威严,抵制社会上众多不良思潮和价值取向,最终使青少年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改进教育方法和制度,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对孩子的教育需要学校、社会、及家长的共同配合,如果家长过于溺爱或不管不问都不利于孩子正常成长,家庭环境直接对孩子起着耳濡目染的渐染作用。他说如果父母成天在家赌博、酗酒,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因素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就成一纸空文,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必需多方合作,改变这种一傅众咻的局面。“早年前,我曾问过一位德国朋友的孩子是否见过吸毒的人,谁知道那孩子自豪地说他就吸过!”许多案例说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普遍存在逆反心理,这就要求学校和家长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以疏导为主,加强教育引导。

学校要通过多种方法是儿童发现科学的应用案例,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只要理解科学,才可能有所创造,创造本身就是一个高要求。及时牛顿也要借助于巨人的肩膀才能有所成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多鼓励他们,激发出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才能最终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人物简介:王绶1923年生,福建省福州人,中共党员,北京天文台名誉台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1943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留学英国,1953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主任、天文委员会主任等职,并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曾参加紫金山天文台的早期恢复、重建,参加并负责完成提高我国授时讯号的精确度。1959年负责创建我国射电天文,随后在北京天文台建立“太阳射电”及“宇宙射电”的设备和研究工作,90年代和苏定强院士等共同提出LAMOST方案,已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为院士),历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1981-1993),主任(1994-1996)1998年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为第五、六、七、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述包括天体物理论文,授时及射电天文方法及工作报告,哲学、科学学及科学管理论文等。著《射电天文方法》一卷,负责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科学现代化》、《天体物理基础和方法丛书》等。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

    他积极致力于青少年科普事业,早在主持北京天文台工作时,就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每年坚持参加或出力协助青少年天文夏令营;编著了一系列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王老于1999年发起,联名60余位中科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并为俱乐部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先后捐款27万元给俱乐部作为活动经费,并自费购书近万元捐给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

                                                (记者团 王浩 贾甲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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