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春教授在《历史上的两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对两次讨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和总结，提到了两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看法，其中就有在讨论中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诚哉斯言，正是因为我校全体教职工总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观天象，察水文”，才使自身能把握好前进的舵向，成功驶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语）。目前，我校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第三次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作为我校经过合并调整后的第一次全校范围教育思想大讨论，这次讨论被学校领导及广大教职工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而笔者作为大一新生，饱含着对学校的热爱，对身为HUST人的自豪，想利用这次难得的机遇抛砖引玉，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回顾前两次讨论，笔者发现每次讨论都在学校的理工科建设方面下足了功夫。联想到当时国家注重科技发展生产力以及我校理工科见长的定位，讨论重点围绕该方面也无可后非。换句话说，我们在以前的讨论中彬彬有礼地把赛先生奉为上座。也许，自己是个另类的华科人，喜欢陈寅恪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不想在老生常谈产研结合，自97年来“顶天立地”的姿态我们坚持了10年，成果怎样，作为文科生，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国家05年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显然不是在过分高估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我们还需要继续“顶天立地”，然而，与此同时，难道我们的思想讨论不能虚位以待本与赛先生齐名的德先生吗？

    时势孕育改革的契机，1977年的首次讨论契合全国上下重新解放思想的主旨，1997年的二次讨论相应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号召。时隔10年，如今的中国又有什么新征候呢？今年借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政治民主建设；第二代身份证新鲜出炉，将原来的“人民”字样改为“公民”，彰显国家对公民意识的呼唤；今年两会上通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开启国家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新纪元；近日北京酒仙桥拆迁项目诉诸民主投票，冀望民主这个“好东西”能杜绝“钉子户”现象。与上述现象类似的真是不胜枚举。面对这样的时运，作为社会潜在智库的大学真的应该加强公民养成教育了。

    著名记者安替写过一篇题为《我其实一直活在1968》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道理，中国的现在是外国的过去，若想探究自身的路径选择，只消将视线移向大洋彼岸即可。对于他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但至少在教育领域，我认为安替的理论是合适的。华科的现在就是斯坦福等高校的昨天，我们现在着眼于产研结合，学的是斯坦福和麻省，殊不知上世纪50年代自斯坦福刊出本校红皮书提倡公民养成教育以降，通识教育便在那里遍地开花。

    李培根院士在动员大会上提到本次讨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讨论“如何将我们的办学理念、办学方略进一步细化、具体化”。笔者认为与其继续细化、具体化，不如先确立“育人”即为将学生塑造为现代公民这一根本办学理念。现代公民的一大武器就是民主，把德先生邀请进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并最终使他能和赛先生一样在我们今后的教育思想中得到同样的礼遇，如前所述，不仅是契合时势的需求，更是吸取外国学府先进经验的硕果！

    至于如何实现公民养成教育的目标，我不想多加述及，毕竟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谈专业的制度安排和设计显然是痴人说梦，有滥竽充数之嫌。在此只想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讨论之用。
  
                                                       新闻学院  许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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