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为爱心老人江诗信2006年6月接受校内《青年时代》杂志专访的报道：

江诗信，爱心助学路九曲十八弯

《青年时代》记者 陈晓丹 熊婷

初见江诗信老人是在他位于汉口一个偏僻小区的家楼下，他已经在楼下等我们很久了。

面前这个年迈但却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被誉为“希望老人”的江诗信老先生，他在十几年中，坚持支持众多的山区困难学生入学，人们都尊敬地称呼他“江老”。

上楼梯时，他给我们带路，指给我们看他家的位置。到家后，奶奶则为我们一行人搬凳子，倒水，忙来忙去，除了感动，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开始我是想圆自己的梦，帮助100个孩子上学，但是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有更多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呼吁社会，发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助学。”

爱心助学路：无悔的选择

记者：我们知道您以前身体不好，有血吸虫病。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江诗信：身体基本上还好。血吸虫病我也不知道好了没有，它是很难治的，对肝有影响。

记者：您到现在一共去过山区多少次呢，有没有计算过？或者您平均每年去几次？

江诗信：每年啊，我一年12个月有9个月都在山区。

记者：我看过您的资料，最初您是去山区摄影，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叫张晓丽，觉得她很可怜，想资助她上学。最初是资助了5个小孩，这是您助学活动的开始。我知道您小时候生活得很苦，您得助学活动和您小时候的经历有多大的关系呢？

江诗信：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被反动派暗害了，留下我们5个孩子，我最大的哥哥12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岁。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处投亲靠友，过着乞讨似的生活。

后来我的几个弟弟都进了孤儿院。知道武汉解放以后，我们几个大点的小孩进了部队，我妈妈被安排进了一个小学教书，我两个弟弟也进了小学读书。这样我们才从旧社会的火坑苦海里被拯救出来。这种小时候苦难的经历让我对家庭贫困的小孩很容易产生同情，还有，说老实话，我是怀着一种对党感恩的心情，算是对党的回报。

这与我的个人经历也有关系。从部队转业以后，我从事过教育工作，当过老师，当过校长，所以我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让这些苦孩子上学了，让他们有知识了，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他们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也让我们国家更加富强。更多的小孩读书了以后，也更快地提高我国国民素质。

记者：您最初资助的孩子现在还跟您有联系吗？

江诗信：没有。她工作了，没有时间跟我联系，我也没有时间跟她联系。

记者：我想问一下，您身体不好，一年还有9个月在山区，您有没有过害怕，或者退缩之类的想法？

江诗信：那个我倒没有想过。

困境丛生之途：要勇于接受挑战

记者：您做这个活动，肯定有人不支持您。

江诗信：是的，最开始包括我家人，都有不理解的。毕竟什么事，你都不能要求众口一词啊。

记者：对那些不支持您的人，您最想说什么？

江诗信：（先笑了一下，然后是沉默）不是说理解万岁么，还是希望他们能理解我。

说老实话，他们也不好公开说什么，只是给你造成各种阻力。前三年，我都是默默无声的，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后来知道得人多了，也有阻力了。95年，我去一个县想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找到他们县委宣传部，那是一个将军县，如果你去歌功颂德，他们很欢迎，但是你说他们县还有很多贫困儿童上不起学，他们很不高兴，影响了他们的政绩。

他们说如果一定要到农村了解情况的话，要到当地的宣传部开证明，没办法，我又回来武汉，到洪山区委宣传部，希望他们能给我开证明。宣传部的人听了我的事，说这是个好事啊，说别说开一个证明，开一百个、一千个都行，他们还说，不单给我开证明，还要向外面的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那个时候正值孔繁森同志逝世，社会上正在学习孔繁森，他们说你就是我们身边的孔繁森啊，当时我并不主张宣传，他们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情况，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救助孩子的行动中来，比你个人的行动要好得多。我就同意了，配合他们接受采访。这也是媒体报道我的开始。（说到这些困难，江爷爷还是很平静，很淡然。）

记者：您觉得这14年来，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是政府的不支持、资金方面的困难还是什么？

江诗信：应该说还是个人的经济条件吧，没有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小孩。现在我成立了一个江诗信爱心助学者协会，履行了手续的志愿者就有200多人。这些人以武汉的为主，但是外地的也有。里面有很多大学生，寒暑假都会去农村采风，我有时候还会亲自带他们下去。

带着歉意前行：对孩子、对老伴，我愧疚

江老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一直说他自己不善于言辞，而且要说的太多了无从说起。但当记者问到他在爱心助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江老忍不住反复表达出自己的心情。受到广泛的社会追捧的老人的背后，隐藏着的为人夫、为人父的情感，在此刻得到表达。

记者：您的收入并不高，您有没有觉得您这样付出了太多？这样对自己、对家人不公平、不值得？

江老：这个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只是现在，看见这些孩子们有的上大学了，自己的儿女没有上大学，觉得对自己的儿女有些愧疚，感到有些遗憾。

记者：那他们是为什么没有上大学呢？是学习成绩不好吗？

江老：是因为要帮助这些穷孩子，必须有所舍弃，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儿女都比较懂事，通情达理，他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做这个事情（捐资助学）需要很大的付出。我并不是有意不让他们上大学，是他们自己主动地提出来的。因为说老实话，我也是个普通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更有知识，能够上大学，甚至考研，读更多的书。我的儿子和女儿的成绩都还不错，特别是女儿，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中考超过了华师一附中的录取分数线，他完全可以上重点高中，今后进入大学深造，但是我当时为了完成“帮助100个孩子”的心愿，经济上很紧张，女儿觉得如果他上高中上大学，会影响我的这个计划，他就决定上中专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记者：对孩子们的这个决定，您当时都没有犹豫过吗？

江老：我当时是尊重他们个人的意愿，而且当时一心在外面跑，为了那些穷苦孩子，我对自己的孩子根本没有过问。而且我觉得“条条大道通罗马”，孩子如果没有上大学还可以自学成才。对社会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捐资助学）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对家庭对子女可能，我仍然怀有愧疚，我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爸爸。如果这个事情放到现在，我仍然会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对自己当初决定并不后悔，只是我女儿跟我提过还是想读大学，所以她现在在自修大学课程。

精神扶贫：犹如指路明灯

江爷爷在采访过程中，最强调的一点便是精神扶贫的问题。他觉得这是从根本上改善贫困失学儿童现状的关键。而精神扶贫的重点又在于改变观念、完善性格。

记者：在您资助的学生中，抑郁的、内向的、不太爱说话的有多少？大概有多大的比例？您觉得造成这种个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江老：这个不好估计，不过说老实话，农村里一般比较外向能说会道的一般不多。可能80-90%大部分都是比较内向的、不善于表达的。这个与家庭贫困也有关系，因此一般他们都比较压抑，比较自卑。

记者：我了解到，其实有很多家庭并不贫困，但是家长不愿意让小孩上学，认为上学没有用。您走访了几千家，让那些小孩上学，成功了900多家，那照这样说来，这个比例还是挺小的，因为大部分都没有成功对吧。那您觉得在这个扶贫的当中，给别人钱是一方面，改变他们的观念是不是更重要的？

江老：对对对，这个还是主要的。对受助学生和学生家长，关键的是如何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他们。也就说，不仅仅是经济扶贫，更重要的是思想扶贫、精神扶贫。

记者：那您觉得在这个精神扶贫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是怎样进行精神扶贫的呢？

江老：最大的障碍是旧的观点和思想，比如，觉得读书也很难找到工作，不如更现实一点到外面打工，所以不让子女上学。尤其农村家长一般还有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想，一般就不要女孩子上学。我一般在劝家长让小孩上学的时候，就要结合各自家庭的实际。“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家长不是望儿成龙、望女成凤呢？他们不仅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好的命运，而且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状况。所以我就劝他们眼光要看远一点，不要仅仅只看到眼前”。精神扶贫没有什么技巧，而是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让他们权衡利弊。

记者：那您这个组织对于精神扶贫有没有什么打算措施？

江老：我们那边的协会办公室准备完全腾出来，搞一个道德教育基地。而且以后对贫困学生扶助或是大专院校作报告，我们也都是以思想扶贫为主。很早以前我就是这么想的，孩子哪怕再穷，思想品德如果不好就不会作为捐助对象。一年有九个月在乡下，其实仅仅送学费并不需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送学费仅仅是一个契机，来给他们进行交谈、开座谈会、家访、配合他们学校和家长共同地从生活上学习上思想上来全方位地关心这些孩子，使他们一个个都能健康地成长，不仅让他们完成学业，更主要的是要从小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记者：您觉得那些小孩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您才会资助他们？

江老：主要是按照中小学生的标准（行为规范）吧。好比有好心人帮助了他们，捐助者可能本身并不富裕，甚至本身就有困难，但是为了帮助你们上学，别人也省吃俭用，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上的好心人还是多，也就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长大以后要以这些人为榜样，今后不仅仅要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状况而且要关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尽自己的力量，这些孩子们一般都能够接受。他们在言语上以及给我或捐助人写的信中都提到这一点，“长大了以后也要像你们一样来关爱别人帮助别人”。

记者：别人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并不希望那些小孩来回报您，希望他们奉献社会。但是您资助的那些小孩，现在并没有跟您联系，比如张晓丽，您有没有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应该？

江老：这方面我并不计较，只要他们能成人成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但是我老伴并不是像我这样想，她把这个作为拉我后腿的一个借口，她说你这样对那些孩子也许他们长大就忘了你，长年在外为他们奔波，在平时你生病或是过年的时候没有哪个孩子来看看你、给你写过信，特别是有些孩子已经参加过工作的，她说那这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不要我搞这个事情，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可以理解。不过现在我也不得不考虑，为什么要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回报，还是关系到孩子的个人健康成长，如果没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对他个人成长也不好，他们也不能成为社会上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学会感恩。所以我现在坚持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事情来宣传胡锦涛主席的“八荣八耻”道德观。

不良社会风气：爱心助学的拦路虎

虽然助学路上会遭遇种种困境，但是凭借江老和众多江协成员及爱心人士的力量是可以克服与改变的，唯有不良的社会风气，确是这一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很多时候，他们只能绕道而行或者另寻它径。

记者：您觉得现在起是社会上一般人都会认为爱心助学这种活动都是富人应该承担（捐款）更多，但是为什么社会上很多人对爱心助学活动感到很麻木，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您说这是为什么？

江老：这是一种长期的个人主义的表现，没有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觉得这个观念问题很重要，看他是为个人还是为社会（别人）。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我们国家实行道德教育方面很重要。现在应该把思想扶贫放到第一位，根据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道德观来树立人民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逐步地改变这种状况。

记者：您为什么不直接通过希望工程进行助学，而要自己跋涉千山万水、历尽艰辛去拍照、亲自不远万里送东西给孩子们？还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民间组织？

江老：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开始我也是想通过希望工程完成捐助100个孩子的目标，那是从1992年开始的。

当时我就是一心一意地想要完成“救助100个孩子”的心愿，想要通过省希望工程基金会，把钱交到他们那里，由他们提供捐助的对象。但是，可能由于他们是个新生事物，或者是工作上太忙了。（我不仅仅是想捐助，还想参与进来，履行一些义务）我把钱交了很久，他们一直也没有落实，学生写信告诉我说没有收到那些钱。所以我就亲自跑去找了他们几趟，又打电话去催，最后拖了几个月，我记得（此事发生在十堰郧西）我是92年4月交的钱，一直到快放暑假都还没有落实，我觉得他们效率太低了，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意愿，我是想帮助孩子们及时入学。

像（希望工程）这样做就延误了，不能帮助孩子们，学费没有按时到位，也影响他。所以我就想自己亲自送出钱款，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希望工程社会捐助的款多得很，但是真正落实了多少呢？可以说只有天知道。国家许多的贪官污吏的腐败风气的影响，所以真正能够落实到位的不多，这就涉及到人们的信任，因为这个钱到不了位，而且还让那些贪官污吏吃喝玩乐。特别是以后我亲身经历的，我在郧西捐助了15个学生，那个时候（捐助的数额）上升了，一个学期40元，一共是600块钱，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还没有600块钱，但是我按照那个规定，上半年元月份到位，下半年7月份到位。我记得我是元月份就把钱寄去（各级共青团希望工程基金会）了，按说他（受捐助的孩子）收到这个钱应该马上跟我回信，但是寄了两三个月他都没有得到他的回信，因此在这个当中我就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我就写信给县信访办公室，让他们追查这个事情，他们发现这个钱已经转到乡团委去了。

到六月份快要放假了，我到他们那里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期终考试）和思想状况，问孩子们是否收到寄过去的学费，他们说没收到，我大吃一惊，我说我元月份寄的钱，在县里押了2、3个月，4月份转到乡里，现在又过了两个月，怎么还没有收到，这是咋回事。于是我就七追八问，了解到乡团委希望工程基金会的书记把这些钱挪用，个人买化肥了。我当时气得不得了，说这还得了阿，这个钱你都敢挪用啊，我就找了他，说你怕不怕掉乌纱帽怕不怕坐牢，要是怕的话就赶快把这个钱退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他听了很害怕就把这个钱退给我了，我就一家一家地送。

从那以后我就不相信（希望工程）了，因为从县里一直到乡里都是这个样，以后通过新闻媒体，1996年达到高潮，中央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进行宣传，所以武汉的媒体两报两台就拿我作为典型宣传，所以这就达到一个高潮，那一回就募得社会捐助资金1万多元，我就分期分批地寄到十堰市、鄂西北地区，通过十堰市青少年基金会（专门搞希望工程的），最长的九个月，最长的六个月，他们也都没有落实，该得到帮助的没有得到帮助，结果仍然失学了，我也急了，于是给他们下最后通牒，我说，如果你们这个钱还不赶快落实我就要向媒体曝光，向市政府上告。

最后还是我亲自送，总之，从省市一直到县乡层层都这样，那我没办法。结果一个小乡里贪污了一万多块钱，后来把他揪出来，开除了党籍，撤销他的团委书记职务，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通过希望工程。说老实话，这也是逼上梁山，就像老伴说的，要不我这么大年纪何必吃这个苦，受这个罪。

记者：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失学儿童，您觉得像您这种普通人的爱心助学能起多大作用？

江老：我这个就算是抛砖引玉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相信社会上的善良好心人还是多，让他们通过媒体了解社会贫困孩子的状况，让他们献一份爱心，让贫困孩子们得到帮助。

当然，靠社会的捐助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国家政府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现在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对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九年义务教育、成立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机构。单靠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个人的力量还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和社会团体，特别一些爱心企业参与到其中，那这个力量就大了。

江老在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告诉记者，他非常希望调动大学生志愿者们参与到爱心助学的活动中来，那这将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他觉得更主要的是，对于参与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可以身临其境，受到教育，让他们知道我国还有这些贫困的孩子上不起学，加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样他们回到学校以后会更加珍惜他们的学习机会，更加努力，将来能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

老伴眼中的江诗信

《青年时代》记者 张冰清

在本刊另外两名记者采访江诗信老人的同时，记者在江老夫妇的卧室专访了江老的老伴李玉珍。

江老的卧室布置得整洁而雅致。墙上是江老夫妇的合影，照片上两位老人深情相偎，笑靥如花。当记者问起这张照片的来历时，江奶奶说，这是江老资助过的一位孩子邀请二老到北京游玩时拍摄的，言语中透露出欣慰和自豪。江诗信的一生，始终与他资助的贫困孩子们紧紧相连。

“他对资助的孩子比对自己的孩子好”

江老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在‘四六一’厂当钳工，女儿不久前下岗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两个孩子都早在十几岁就参加工作了。儿子是技工学校毕业的，女儿则毕业于一所中专。”江诗信的老伴李玉珍老人介绍到。

虽然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其实两个孩子在学校成绩都特别好，尤其是女儿，在校常考第一名。中考的时候华师一附中录取分数线是540，女儿考了584分。“她英语考了98，物理考了100分，成绩相当好”。说起女儿的好成绩，江奶奶记忆犹新。因为读不起华师一附中，又因为中专在当时很吃香，女儿报了一所中专。“当时考试时我们都不在场，我在养殖场上班，她爸爸在郧西，都不在家。女儿很懂事，想到家里的难处，自愿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女儿进了卓刀泉的经营管理学校，读了三年之后被分配到了洪山砖瓦厂。洪山砖瓦厂倒闭之后待业了一段时间，现在在女婿厂里工作。

而儿子除了英语偏科以外，成绩也相当好。江奶奶说，儿子当时报的是49中，差3分。但如果有钱的话，江老找找熟人也可以进校。但二老的积蓄江老全捐给了他资助的那些孩子们。江奶奶回忆说，“92年他资助那5个孩子的时候我跟他大吵了一架。觉得自己孩子都没读书，而江老却捐给别人。他那个时候拿八九十块钱一个月，却一个月拿出20元钱来资助别人。”

一直以来，因为自己的孩子没能上大学，奶奶时常和他怄气时提到这个。每当发生争执的时候，江老总是说，“我的孩子和那些贫苦孩子比，在天堂里呢！”江奶奶说，这么多年来，家里基本上是倾家荡产，连家里的家具全都是女儿买的。在家里，江老几乎不会做什么家务事，就是拣菜做饭洗衣都不会，家务全是奶奶承担。江老身体不好，一生都在外面奔波，没有顾这个家。孩子是怎么长大的，家里的日常情况，江老一切都不清楚，一心全扑在贫困孩子身上。孩子上几年级、什么时候考试，考试分数，江老一概不知而且从不过问。

与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相比，如果那些被捐助的孩子获得了好成绩，江老会非常开心，比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好还要高兴。考上华中科技大学的李荷荣，是江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开始，江老一直资助她上到大学。大学的时候江老帮他找了一位美籍华人资助她上学。还有现在在北京的熊玲俪，没有江老的资助，玲俪不会走到今天。2005年熊玲俪请二老到北京去玩，去了故宫、中南海、天安门等北京所有的景点名胜。墙上的照片是去年5月25日游玩的照片。

“他是个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人”

江老早期进行资助活动的时候，都是通过填一张张卡来进行资助的。江奶奶觉得江老为了资助别人不顾家，一气之下就把他那些卡给撕了。说到江老因大公无私而导致家里一贫如洗，江奶奶觉得很委屈。“那个时候我们家什么财产都没有，房子很破。现在的这个房子是洪山区政府资助的，当时江老也想捐出去，因为我的极力阻挠，虽然捐赠的表已经造好了，但房子还是保下来了。”江老是个特别善良的人，看不下去那些苦孩子的生活，看到后就心疼。唐山地震时江老把部队转业时的唯一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捐出去了。当时奶奶为她织布做了一套棉布内衣，江老顾不得自己穿，捐给了贫困孩子。江老的退休工资也基本上捐出去了。江家在捐赠上总是非常慷慨，自己平时生活却极其节俭。江家从来没买过菜，总是自己种菜吃。江奶奶的衣服都是女儿穿剩下的，已经好多年没买过新衣服。江老的衣服、鞋子都是儿子穿剩下的。钱攒下来全都捐给了贫困孩子。江老每次都把儿子和女儿的衣服寄到贫困地区，总是一大袋一大袋的，还每次事后都打电话过去问收到没有。

每年的9月份、元月份，是江老捐钱最多的时候，每到一地，江老只要看到贫困的孩子，就倾其所有。有一次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没有回来的路费，只好打电话向家里求救。因为山区邮政落后，为了孩子们拿到捐款，江老一天走七八十里路送到一个个孩子手中。江老做事非常认真，捐赠的钱物每经手一次，就要签字盖章，甚至还要拍照片为证。当时一位地方领导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而老江是最讲“认真”二字的。有一次冬天的时候火车运送物资到山区，江老除了捐2000多元外，看到司机可怜，从口袋里掏出1000元给了司机。这些钱原本是可以以协会的名义报销的，但是江老分文不报。自从协会成立以后，江老始终还是个人捐赠了相当多的钱，这些钱他从来没有报销过。去年（2005年）江老70大寿，办酒席的费用全是女儿和儿子出的，亲戚朋友的贺礼就连一分两分钱全都转到协会里去了。“他完全是大公无私，一点私心都没有，不晓得为自己。”

“每走一步就有绊脚石”

江老在前往贫困地区捐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很多，“每走一步就有绊脚石”。有时在路上，小偷偷了他的钱包，他只得忍饥挨饿，但还是要将资助之路走下去。有一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江老前往捐款路途中遇到新疆一群流氓，身上带的原本打算捐赠的3000多元被抢走。江老没办法只好向女儿借钱。还有一次，老两口在家里看电视，小偷进来偷走了准备捐出去的钱。每一次受损失的数目都不小。有一次偷走了850元，一次是600，还有一次是1000多。

1995年，江老计划将某革命老区作为捐资助学基地，却被该县宣传部长婉拒，因为暴露一个老区的失学问题会令该县“脸上无光”。2000年，由于他向上级反映某县教育乱收费问题，该县县委书记、县长明确相告：“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差点死了四次

江老经常生病，江奶奶说，前段时间口腔溃疡、血吸虫病、肝病经常困扰着江老。但为了省下钱来资助贫困孩子，江老不去看病，结果病严重的时候舌头从中间裂开了。十几天不能吃饭，他还继续往协会里跑，从未断过。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要紧，那些孩子可怜啊，我要把他们培养成人。”他差点死了四次。有一次大年初一下大雪，他去郧西看几个孩子，碰到了很大的一个沟，但是大雪把沟覆盖了，很难看出来，江老掉进了沟里。幸亏一个学生看到，要不然江老就没救了。还有一次在红安，天气非常热，有一年七月二十几号时，江老发高烧，在那里跑了大半个月。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江老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后来红安派了一辆车把江老送回来治病，这才康复。其余的两次也都逢凶化吉，江老还是安全地回来了。

老伴受到触动

接到孩子们写来报道学习成绩的信件，江老和老伴都非常欣慰。江奶奶说，自己的孩子那么好的成绩，都没有这么高兴过。看到辛勤劳动有了硕果，自己心里感到非常欣慰，精神上有了回报。江奶奶觉得，成绩好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对于受资助的孩子，江老和老伴对他们都非常了解。最开始儿子捐助了5个，那时他才拿300元的月工资。红安县邓桥小学的贫困生，都是江老一家包了。这么多年来，很多个春节，江老和老伴都会去红安拜年。村里村长、会计这些家里条件好一点的，江老根本就不进他们的门，而是专门找那些孤儿、残疾人这些条件相当差的家里拜年。往往带上很多礼物，还要把手里的钱都塞给他们。江奶奶没有参加协会，因为还要在养殖场挣点钱养家糊口，还要带外孙。但奶奶几乎每天都来为协会打扫卫生，做些日常工作。

但最开始其实江奶奶是不理解江老的，直到江老的事迹得到媒体报道、广为人知后。原先江老一家是默默无闻，不接受采访的。后来又一次在红安，政府需要介绍信，江老去宣传部开介绍信，整件事情才为人所知。1996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第一个报道了江老的事迹。后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报的记者陆续前来进行报道。96年以后江老带着老伴，和武汉晚报的记者一起去红安采访。第一个捐助的孩子张晓丽把江老的腿抱住，因为家里不让自己读书，报名费被继父拿去买酒了。当时下大雪，晓丽看着非常可怜，睡的床单简直就像鱼网一样，吃的咸菜发霉发臭了。奶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触动，觉得江老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对的。

后记：江奶奶今年59岁，比江老小12岁，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二老看起来很般配。二老都很友善、很慈祥，像我们的爷爷奶奶一样。江老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协会里处理来信、回信，查看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江奶奶负责协会里面的后勤事务。虽然早年他们有一些争执和矛盾，但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二老现在为了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奋斗。海子写过这样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江诗信老人同与他并肩作战的人一道，正在用爱心实践着高尚的事业，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不图回报的一生。正是这样，人们对他充满了崇敬。看得出来，街坊邻居们都很敬仰他、喜欢他。在许多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大都市，这样的人或许只是在四五十年前抑或更久远的小说里、电影里才能看到。而江诗信老人，正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位天使，用他的默默奉献来传达爱心教义。

《青年时代》记者 陈晓丹 熊婷 张冰清 采访于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