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在讲座上向桂希恩提问

大学上四年，实习四五次，上到党政领导、下到平头百姓，采访过形形色色很多人，其间也曾面对颇有些数目的所谓名人，但桂希恩教授，却是我最想采访的，因为他是我在这片国土上最为敬佩的医生和学者。

可事情似乎没我想象地那么顺利，专访桂希恩，竟那样艰难。

事情的发展印证着我很小时就学会的一个成语——一波三折。

4月3日，我在白云黄鹤上看到了他要来学校讲座的消息，“专访”——这个“奢侈”的念头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当晚给记者团新闻部长打电话，告诉她我的想法，希望能尽力安排。然后洗洗便睡了，没做任何准备，因为我知道这近乎是一种奢望。

4月4日，庸庸碌碌地过了一天，但“桂希恩”这个名字在心中却始终对挥之不去。

4月5日，早晨一开手机，一条短信蹦了出来，新闻部长告诉我晚上6点40，在梧桐雨，桂希恩愿意给我们半个小时，是独家专访——哦，上帝啊，这真的是我一直奢望采访的桂希恩，一直不愿面对媒体的桂希恩吗？
    还是4月5日，从上午开始，我“踏踏实实”地坐在了电脑前，“老老实实”地看了100多篇关于桂希恩的报道，列了采访提纲，大概包括15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媒体未曾涉猎的。

晚上18：15，我换好衬衫和休闲西装——我心里知道，我应该从穿着上体现出我的敬意，带上提纲，和我的文字搭档——新闻部长阿焦、摄影搭档——猪猪，以最快速度前往梧桐雨，在那里静静地等候桂希恩的到来。

上好茶，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记者团纪念册，便在大门外等候，我甚至想好了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怎样的。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刚刚联系过的讲座组织者突然关机，我心里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也许，专访远没我预期地那么顺利。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活动组织者，被告知桂教授担心讲座现场的音像设备出问题，不愿离开，因此我们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赴一号楼，抽空问几个问题。

到了一号楼，推开休息室的门，说实话，吓了我一跳，里面已经坐了近10名学生记者，也不知道是哪些媒体的。我把提纲给了搭档，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的问题，天哪，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很多问题都是桂教授回答过很多遍的了。我心里有些不耐烦了，接触新闻这行快4年了，我在做专访时最讨厌的问题就是别人问过的问题，我认为重复提问是对受访者最大的不尊重！

我的搭档很棒很执著，她在讲座前完成了一个提问，并成功地请他在记者团留言簿上留言。可当几家校园媒体为抢最后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我在一旁突然发现居然不忍心去“抢”，因为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桂希恩在讲座开始前已经相当疲惫了。联想差不多两年前，我是在表彰会结束后第一个冲到奥运冠军、我校校友李婷面前去发问的，这令在场的数位职业记者都反应不及。但那个晚上，当面对我所尊重的桂希恩时，面对疲惫的桂希恩时，面对不希望被媒体打扰工作的桂希恩时，我竟不忍发问，不能发问。

整个晚上，我都在思考新闻记者“为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关系，都在这个老套的矛盾中挣扎和不解，最终的结果我知道，面对桂希恩，我选择了做人的道德，放弃了几乎“逼迫式的采访”。所以，在讲座结束后，我的搭档在完成了一个问题的采访后，我选择了沉默地靠近。

讲座的尾声，与学生交流问答时，我得到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我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桂教授，您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医生！”

这是我的一句真心话，我始终认为，每个人都想变成他这一生都永远不能成为的那种人！关于桂希恩，我知道，他曾做到的那些，我恐怕很难做到，这不是专业上的差异，而是他比我更善良更无私。所以，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采访前，一定要把这句话告诉他。在我问他第二个问题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举话筒的右手在颤抖！而这，是我在面对国务委员陈至立、北大醉侠孔庆东、奥运冠军李婷等等时都未曾出现的状况。

最终，我在讲座中问了两个问题，搭档又问了一个，讲座结束后辗转又问了3个，总共7个问题的专访完成了，也基本上达到了我的目的——通过我的采访，力图展现的不是大家早已熟知的“防艾”专家桂希恩，而是教授桂希恩，传染科大夫桂希恩，受访者桂希恩，甚至是和蔼的邻家大伯桂希恩。

记得他在讲座中讲到他为艾滋病病人抽血时，曾将针头不慎扎到自己身上，所幸安然无恙，没有感染病毒。坐在台下第一排，听到这些故事时，我心里静静地想，这样真好，老天都不愿让大家失去桂希恩，所以我也就在心底默默地祝福他——好人一生平安！ （记者团 张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