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4日，李思怡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哀求带走她的民警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然而，没有人理睬。 

    两年后的今天，一个贫穷单薄的女大学生为了她那患白血病的大弟一次又一次地向社会，向媒体求救，然而，除了那些好心的同学，还是没有人理睬。 

    2003年6月10日，3岁的李思怡因为饥饿，在一次次求生的努力失败后，绝望而孤独地死去了。
 
    两年后的今天，一个贫穷但坚强的青年因为筹集不到那昂贵的手术费，正任由病魔一点点地吞噬生命。 

    李思怡死了，但是还有更多的李思怡活着。少一点冷漠，多一点爱，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人们用真心去实践。 


    6月22日的早上，在小吃城见到王红的时候，她正在吃早饭，白粥加酸豆角。从5月上旬得知大弟的病况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她没有睡过一天好觉。单眼皮，肤色微黑，连日焦灼的奔波在她那原本青春灵秀的脸上过早地留下了沧桑的印记。 

    王红说，她已经找过许多媒体，但是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她的遭遇太平凡了，没有吸引力。在她写给某报社记者的材料中，甚至提出了以“卖身救弟”为切入点。“卖身救弟”，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王红显得那么得平静。“只要能救回我弟弟的命，哪怕还有一点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001年的9月4日，父亲第一次送我来学校，走的时候因为这边的消费太高连饭都没吃，空着肚子回去时我内心的那种辛酸让我永生难忘。送父亲到站台时父亲上车的背影是我四年来努力的最佳动力。大一时教思想道德修养的白老师说过：一个人出门在外，如果经常想起父母，就永远不会失去抱负和斗志。说到了我心坎上。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那些被人鄙视的眼光，那些迎着烈日带病做兼职的日子，我仍是很欣慰的，因为我没让父母失望。”（引自王红的博客日志，下同）

    王红是我校继续教育学院科技英语０１级的学生，来自于湖北监利县毛市镇玉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小时候因为家里小孩多负担重，父母一直在外面做点小生意，她和姐跟着奶奶一起长大。由于家里穷，她们连吃饭都要小心翼翼，要是夹多了菜，便会遭小叔子的惩罚。 

    王红差不多七、八岁就开始学会洗衣做饭。姐姐小学毕业就辍学到武汉打工，做过保姆，在餐馆刷过盘子…… 姐姐认为王红学习成绩好，人又聪明，一直都很支持她读书，出嫁前还塞给她700块钱，说：“这是给你上大学用的，你好好念书，不辜负家人对你的期望……” 

    在王红看来，他们姐弟四个的感情好像一环扣一环似的。姐姐对她的爱让她难忘，她对两个弟弟的爱也让他们深受感动。王红小弟曾经在《监利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写的就是王红。而大弟王春波，初中毕业以后考虑到正在念大学的姐姐以及成绩优异的小弟，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来到武汉打工。那年，他15岁。 

    而王红的父母，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妇，虽然累死累活，却总也挣不够王红姐弟的学费。因为长年过度的劳累，又舍不得花钱治疗，王红母亲的胃下垂一直没治好过；去年年底，王红的父亲又被查出了胃糜烂。 

    生活的磨难铸就了王红要强的性格。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都不敢懈怠，早上起得比别人早，晚上睡得比别人晚。大一下过四级，大二上过六级，今年又过了专业八级，每年都拿头等奖学金，这些都是她勤奋的见证。她曾经很想当一名律师，从大二下开始，将近两年的时间，她苦学法律知识，备战去年的研究生考试，但在最后关头，因为种种原因，她思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

　　三月初，王红去上海找工作，第一次去面试便成功了，经理说要她马上上班，回学校打点过以后，她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公司，王红一人身兼多职，平时不仅要开发新客户，负责跟国外客户的往来、跟单，还要负责公司所有与英语相关的笔译和口译。为此，她很受上司们赏识。虽然工作很辛苦，有时加班到两点却没有加班费，但王红从不抱怨，因为她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弟弟得了白血病 

   “弟弟今年18岁，我18岁那一年的学费是弟弟给我挣的。那时候我还在象牙塔里享受美好的校园生活。弟弟的18岁，在给自己挣医药费。

    记得有一次，弟弟乘自行车时不小心撞到一辆小乌龟，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人硬是要弟弟陪500块，可他身上只带了200块，就全陪了，那可是他的血汗钱啊，还要拿这些钱去买药的。事后他怕我们担心，也没告诉我们，还是堂弟告诉爸妈，然后他们转述给我的。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跟我说，要我不要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还总是问我工作好不好做，公司里吃的好不好……”

    就在王红刚刚看到生活为她展开的一丝笑颜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粉碎了她的希望。5月 的一天，王红从浦东国际机场出货后回公司，大弟王春波给她发来短信说，“姐，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动手术，只是进医院之前就要一次性交清三十万，以后多退少补......”看完弟弟的短信，王红一下子懵了，３０万，这对于清贫的家庭和刚刚出来工作的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事情要追溯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在汉打工的王春波突然发现肚子胀的很大（因为脾脏肿大），而且两腿发酸发软。去医院检查过后，王春波跟王红说患的是血吸虫病。当时她半信半疑，后来她又问了解弟弟病情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告诉王红说王春波患的是白血病，但同时又说，白血病分很多种，王春波是慢性的，完全可以治好，并且三五年左右都不能动手术，以后可能也不用动手术。“由于对医学知识缺乏了解，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抱着很好的希望，可是没想到……” 

    原来王春波这两年来一直都隐瞒着自己的病情。他强忍着内心的绝望，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痛苦。他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一边支付姐姐的学费，一边从远房亲戚开的诊所里批来廉价的药水自己注射来控制病情。就在王红找工作的时候，他还攒钱为姐姐买了一部手机。买差了他怕信号不好，影响姐姐的大事，而他的收入，就那么几百块，还要除去每天必须的医药费。为了省去每次注射的五毛钱，从不懂医的他硬是学着自己注射。 现在，他的手上布满了针眼，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块完好的皮肤。 

   但他还是会微笑着告诉家里“爸妈，姐，我很好，请别为我担心。” 谁没有求生的希望，连行将就木的老人也会叹息生命的屈指可数，更何况，他还只有１８岁。 

   每隔一天要给自己做一次肌肉注射，隔一段时间要做一次血常规检查。后来王红问他，打针疼么，抽血疼么？他说，“怎么不疼呢？次数多了就好了。” 

                          尝遍世间冷暖 

    “生活不允许投降，当上帝关闭了所有的门时我只有自己开一扇窗我才能继续好好地活下去，要不然上帝也帮不了我。工作很辛苦，弟弟的事好着急，我却好无奈，我的心好累，也想找个肩膀靠，可我只能想，我要找的肩膀就在自己的脑袋下撑着……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当我凝视黑暗，我就会在黑暗里；当我凝视光明，我就会在光明里。” 

    王春波确诊是在2003年11月10日，距今已有一年又7个月。王红跑到上海的书店，翻阅了几乎所有与白血病相关的书，无论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发现这种病拖得越久越有危险。 

    自己和家里肯定是无力负担这笔费用，王红甚至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同样患病的母亲，而小弟，马上就要中考了。
 
   王红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社会。她打电话给上海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听说她没有上海户口时，便冷冷地说，那我们没办法帮助你，我们只针对有上海户口的人。还没等她说谢谢，对方就挂了电话。5月24日，她鼓起勇气跟董事长讲了弟弟的事，但当时他很急，要赶去台北的飞机，就告诉她一家台湾的慈善基金会，还给了她一张100元专打国际长途的IP卡，让她打电话咨询那家慈善基金会看是否能求助，可还是没戏。 

    期间，有两位在上海的校友给她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力量毕竟有限。三十万太多了，王红知道通过捐款是不太现实的，毕竟一个人没办法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对自己好。而贷款要抵押，以他们家的条件，恐怕也不可能。 

    绝望之下，王红甚至想到了卖器官 ，但一位医学界的朋友告诉她，国内的医院不接受卖器官…… 

    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红的心一天天绷紧。她想请长假回来照顾弟弟，再想办法筹钱，可经理只批到6月20号，她说她是要回去救弟弟的命啊，他说既然你一时凑不了这么多钱帮不了忙又何必浪费时间呢？你不觉得你这样走了对公司很残忍么？ 

    听到这些话，王红很生气也很失望，第二天便毅然辞职，回到了武汉。好心的同学积极地帮她联系校外的媒体，但至今没有媒体愿意帮她。而系里的领导也只能建议她通过民间的行动来获得援助。于是，就有了白云黄鹤上的“王红事件”。 

    计算机系01级的刘荣同学得知了王红的遭遇后，便和同年级的党组织商量帮帮王红。他们和王红的同学一起，自发地组织了募捐。6月20日，他们冒着烈日，在紫菘，韵苑，集贸，捧着募捐箱，召唤着每一位过往师生的爱心。一天下来，他们募到了8052元钱。面对热心善良的同学们，王红很感激。但要强的她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她希望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卖身救弟”的想法。 

    毕业在即，再过一天，王红就要离开学校了。她准备搬到王春波打工的附近，一面筹钱，一面就近照顾弟弟。

    让我们祝福这对坚强的姐弟，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献出一点爱，你们的一点付出就是王春波生的希望。

附：王红联系方式：027-62964632    电子邮箱：marilynwh@126.com    QQ：17731765 

    中国银行帐号：4669917—0188—044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