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我校公布了201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在此前后，全国各校分别公布本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今年报考的151.2万考研大军几家欢喜几家愁。考研大军们经历了近四年的本科学习，试图打开研究生学习的那一道门。这前后七年青春，他们离不开的一个重要元素叫“师生关系”。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称“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是否本科、研究生的科研与教学当中，是否受到了“功利思想”影响呢？师生关系中，是否因此而发生异化呢？

为文凭而读书

    叶绪梅是我校大四的社会学系学生，苦战半年的她终于收到了回报：考研分数为396分，根据我校3月18日公布的复试分数线，她超出了她的志愿——经济学的分数线36分。

    “这半年我掰着指头算下来，总共没逛过5次街，没下过10次馆子，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瘦了整整10斤。”叶绪梅甚至在东校区图书馆的四楼拥有一个“长期”座位，她给桌子包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包装纸，以示“主权”。

    对于叶绪梅来说，备考的日子不堪回首：“到现在都还在怀疑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真的像前辈们所说，考研是‘一个人的战斗’，要坚持下来好辛苦！走出考场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好伟大。”

    而这场战役还没有结束。叶绪梅还在为她的复试而准备。“考本校的压力没有这么大。”她也渴望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之类经济学更强的学校。“那些高校想都不敢想，能考上研就行。”多年来英语和数学这两门“拖后腿”的叶绪梅，备考时最后悔的就是大一到大三没有好好学英语和数学——“上课睡觉开小差、下课就拎包走人，甚至长期翘课。”“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备考时，叶绪梅欲哭无泪，只得硬着头皮抓紧时间好好“预习”。叶绪梅说着笑得很轻松，这时候她已经有足够的底气自嘲。

    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她坦然回答：“逃避吧。本科生就业的竞争更大。多拿个文凭好就业。”她曾为了是否考研而纠结半年：“在大二之前希望能直接工作，可事实上我本科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不好找工作，所以还是决定考研了。”

    而那些已经成为了研究生的人，他们最初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研一的学生聂远松说：“希望考个冷门一点的专业研究生，容易就业。”北京大学信息科学科学技术专业研二学生孟晋则是因为考虑到本科专业学习得比较浅，比较宽泛，读研可以给自己一个梳理的机会，从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而在我校，尤其是一些理工科专业，不少人是因为“就业好，工资比本科高些”而选择读研。在记者随机采访的20名我校各个理工科背景的研究生中，有11人坦承“为了就业好”，只有5人觉得自己适合科学研究，想要继续发展。

    在如今强大的就业压力下，大学生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冲出重围，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房子车子妹子”让大多数大学生心之向往而心惊胆战。自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本科”文凭含金量迅速跳水，现实的压力让大学生们越来越现实。

     “中国的学生还是比较功利的，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而美国的大学生就不同，他们选择进入比较高层次的学习和研究，很多人都抱着为人类进步这种很崇高的理想。”曾在美国交换学习过两年半的的青年副教授李飞切身体会到中美教育现状的不同。李飞评论道：“这种现状可以说是近期内不可能改变的，因为社会这个大环境给学生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美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比我们高，而且社会福利很好，人口也少，相对来说几乎没有找不到工作养不活自己的现象，所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理想而选择。但是人 口大国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加大，又加之大学扩招后，“大学生”有所贬值，大学生为自己未来的生活而焦虑，选择就更功利。”

    事实上，整个社会风气的功利化，不少教授也未能幸免。相对教学，科研项目绝对拥有更好的效益。“现在我校大多数学院的科研项目还是以纵向和横向划分。从政府部门拿到支持资金的项目属于纵向，从企业得到支持资金的课题叫横向课题。可以说，做项目是名利双收的。”我校电信系讲师张伟介绍。“科研基本上是可以拿出成果的，但是教学的成果相对来说没有这么明显。例如评职称都是需要有一定科研成果的。”

    校长李培根也在接受采访时剖析教师们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原因：“这首先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还是较少，学校要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学校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其教师的收入都和科研、教学工作量有一定程度的挂钩，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如大学一级教授（最高级别，基本上是院士）按国家规定的工资只有2800元。如果教师的收入只是国家规定的工资，那是很不体面的。因此学校不得不想办法去提高教师的收入，其办法之一是对某些科研项目（主要是企业项目）的经费提成。因此，大学教师要想过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不得已要走创收的途径。这也会使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本身受到影响，因为有部分教师拼命争课题或者拿教学工作量，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而非兴趣和责任驱动。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科研本身。发达国家就很少听说教授忙着搞创收的。”（刊载于《中国教育部》2011年3月9日出版第四版，作者储召生）

    “从最开始选导师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了解，哪个教授跑项目的能力强，大家都想找个项目多的教授。”电信系研二的学生付林宇说，“公司也会更喜欢做过项目的学生。他们可以省去培训的步骤。”

    不仅仅是研究生，本科生也有不少人抱着“找好工作”这样的目的进入的大学。

    何达是我校新闻专业大二的学生。高二的时候他厌学了很长一阵子，母亲因此而被气哭，父亲大发雷霆，高二暑假，父亲把他“遣送”回老家，要求他跟着小姑务农。“太辛苦了，早上6点钟就要出工，大太阳下高强度的劳动快把我压垮了。”十天不到，他哭着告诉父亲：“我要读书。”这时他明白，读书，才不至于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才有可能找到一个轻松而收入高的工作。

    读书，这是这一代人最常规的路子。不同的高中老师或多或少会传授一个共同的理念：考大学，先苦后甜；不考大学，先甜后苦。找工作，看文凭。文凭会是你工作的敲门砖。

    听到的看到的激烈竞争和残酷就业，让我们这代人将“大学”视为人生的必经之路，而下一站是：就业。

    周总理曾经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铿锵宣言。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如今的本科生、研究生们的心中，这样的豪言壮语怕已变成了“文凭”。

“没有关系”的师生关系

    三分之一左右的空座位，老师不紧不慢地讲课，少数学生认真地仰头听讲，偶尔跟老师互动，一部分学生低头玩手机或者看书，一小部分学生趴在桌上睡觉。目前，在国内大多数高校公共基础课的课堂上，上述场景司空见惯。

    专业课的课堂则是另一幅景象。学生大多认真听讲、仔细记笔记，不时举手向老师提问或者与同学一起讨论、演算。

    姑且不论选修课，以上两种课堂的共同点是：每位老师第一次上课都会向学生公布自己的工作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学生大多会把它们记下来，却几乎派不上用场。理工科的老师大多会安排有固定时间的答疑，公共课的老师们以加分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下课后，老师学生各自离去，在校园中相遇也大多形同陌路。课程结业后，学生拿到学分，老师完成任务，皆大欢喜；需要重修某一门课的学生才会和老师联系。

    来自我校文科院系的梅同学说，高中时学生们在固定的教室上课，老师也会经常来教室为学生答疑，随时帮学生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大学的课堂跟高中相比，感觉完全不同，老师跟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他的同学岑同学补充道：“大学的课业比高中轻松多了，我们也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基本上不会主动与老师联系。”

    相比于文科，理工科学生的课业压力更大，学习中遇到难点后，比起向老师请教，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自学或跟同学一起探讨解决，而在高中阶段，更常见的是学生课后一路簇拥着老师提问的现象。来自我校光电学院的陈同学告诉记者：“我认为大学老师上课是‘机械化’的，尽管部分老师比较关心我们的学习情况，但有的老师按时上课准时下课，不注意跟我们的互动，课后学生有问题也基本上联系不到他们。”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武汉、北京、西安的大多数重点高校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面对师生关系的变化，光电学院的张老师表示很无奈，他希望学生能考虑到教师们面临的来自科研等其它方面的压力，“教学、科研，都不能放松，老师也不是只教几个或十几个学生，难免顾及不到每个学生，学生要学会更加主动地跟老师沟通。”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杨老师表达了相近的观点，目前，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都倾向于科研，文理科都是如此，即使学校在努力做出改变，但在全国的大环境下，收效甚微。“不过我觉得作为老师首先要把课讲好，要对学生负责。”他说。

无法解绑的利益同盟军

    2009年杜方是我校电信系一名研究生，他几乎每天都能在实验室里见到自己的导师。导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博导，跟学生们很聊得来，也很开放。拿项目的能力也很强。杜方因为导师经常派给的项目任务而勤奋不少。令他觉得自己“跟对了人”的，还有一个原因，导师建立了一个“活动基金”，用于与学生们一起打羽毛球、聚餐。学生家里有了困难，老师还会给予他们一些及时的帮助。

   “传道授业解惑加上亲人一般的关怀，我觉得这就是好老师的标准。”杜方打心眼里觉得导师很好。杜方也很乐意跟着导师做项目，他可以跟导师讨论甚至争辩一项工程的具体操作方法，然后择优而行。导师只管项目的大方向，而细节上，学生自己把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杜方这么幸运。研究生群体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选导师，靠人品。”我国现有的研究生制度，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更改导师的。但是本科生在选择自己的目标导师的时候，往往是盲目的。没有跟导师接触过，只凭简历上的只言片语以及学长学姐们的耳传面授。不少人将导师拿项目的能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研究生们都习惯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我的目标很明确，读研后出去工作。从就业来讲，那必须找有项目的老师。这是最现实的，做项目能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与社会打交道，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公管学院研一的学生龙智如是说。

    在现行的师生关系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师”。“老师把项目拿回来，他会分配我们任务。通常来说，我比较希望能够尝试和学习更多的领域，但是老师会希望我做我比较擅长的东西。”电气专业研一学生郑武抱怨道。“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听老师的。”他的导师六十多岁， 几乎是“半隐退状态”。郑武跟导师见面的机会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就是电子邮件加电话沟通。除非有新的项目要做，老师才会召集学生们开会，分配任务。郑武说：“做项目还是跟自己的师兄沟通得比较多，甚至可以说是师兄在‘带’我。”

    “老师不会管我们的课程啊，学分拿够了就行。研究生主要还是做项目。”郑武整天窝在实验室里，也不怎么去上课。

     与郑武相同，机械研二的学生赵文康心有怨言。“导师让你做你不得不做。”他觉得自己是廉价劳动力：“同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我有些同学每个月可以拿到一千元左右的补贴，而我只有六百元左右。”赵文康家里不富裕，还有一个念高三的妹妹也即将要跨入大学的大门，他希望能为家里分担更多。“看着那些已经出去工作的同学都可以拿工资养家了，是有点眼红。觉得自己这么大了还不能为家里分担，挺惭愧的。”他也想过接“私活”，但是，导师分配的项目都已经够他忙活了。

    “所以选导师的时候，不仅要看他的学术能力，还要了解他的为人处世。”电信系讲师张伟说。但他也解释：“一些科研项目，预定的劳务费本身就不高。如果想要拿高工资的话，还不如直接去企业。”

    “我觉得研究生做项目挺好的，可以拿到一定的报酬，而且以后找工作也看你做的项目的多少，况且研究生没有什么课，如果不做项目，我应该不会自主地去学习。”材料学院研二的学生李晓夏说。

    我校周光礼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分析道　：“在现实中，博士希望投靠课题多、项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则希望找到听话、出活和“有后台”的学生。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与经费，以使他们完成论文并获取学位，并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导师则需要学生参与课题，成为自己“项目组”的“劳动力”，而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以后成为怎样的人，他也并不在意。”其实这也是一些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写照。

    “我们系曾经开过换导师的先例。学生跟导师关系非常不好，学生执意要换导师，但事实上换导师非常麻烦，最后，这事搞得很大，两人都很不愉快。”刘伟老师说。

    不能更换导师、选择导师前也没有接触导师的机会，而选定了导师后，学生的选择余地很小，导师与学生间的权利并不是对等的。学生选定了“老板”后，就与“老板”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益同盟军”。女怕嫁错郎，研究生怕入错师门。导师是好是坏，全凭运气。

师生关系异化何解？

    1999年从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李飞继续在母校念完了硕士、博士。其中有两年半的时间，他交换到了美国留学，之后留校，现在他已经是电信系的一名副教授了。从本科生成长起来，现在也承担一些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李飞最深的体会是：“华中大的学风还是一直传承着的，很踏实。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的学生比较能考虑对方，但现在的孩子自我意识强烈，合作能力欠缺。”

    “中国的本科教育一直都是这样，大班教学，老师与同学的互动很少。近些年也许是由于竞争意识强烈了，同学们主动跟老师请教的还比以前多了。”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让李飞很难忘：“在美国，一般来说都是小班授课，每个学生跟教授都有直接的沟通。上课时课堂更活跃，能够照顾到各种程度的学生。”

    李飞也在找机会实践这种教学方法。今年他带了启明学院一个种子班的课，只有18人，他用这种互动教学方法，充分把每一位同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反响非常好。同学们甚至要求他加开一门课程。但他也明白要推广这种方法的困难：“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我们现在的教学资源与现有的学生比起来，真的是严重短缺。要想推广这个教学方法，挺难。”

    在研究生阶段，李飞跟导师的关系一直很不错。他在本科阶段就想的特别明白：自己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研究生一入学，他就跟导师说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恰好导师手头有一个合适的项目，就将这个项目分配给了他。研究生阶段，他并没有疲于做重复的应用性项目，而是一直在研究自己喜欢的基础理论领域。“其实有很多导师还是很不错的，学生如果能够跟老师进行很好的沟通，我相信大多数老师会根据学生的意愿协调工作。”

    “现在有很多青年教师很不错，他们思维活跃，工作积极，视野宽阔，并且与学生沟通较多，也比较能够包容学生。”说起学校举办的青年教师培训活动，李飞直言：“我认为倒可以给那些年纪较大的中层教师进行培训。毕竟科研是日新月异的，如果不培训，他们很容易就落伍，按照以前的一些氛围做事，也很容易与学生疏远。”

    至于研究生们对“项目”趋之若鹜，李飞认为是氛围的传承问题。不少华中大的毕业生到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老师影响学生，不仅研究生导师会从企业接不少应用型的项目，并且辅导员、导师到学长学姐都在鼓吹做项目的好处，所以，不少准研究生在选择导师的时候，就冲着“项目”而去。这就导致了导师们也有拿项目的压力。形成了一个循环圈。

    另外，中国大学“严进宽出”也是师生关系异化的一个原因。学生没有了压力，容易流于懒惰。大学的学习变成了“拿学分”的一场作秀。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容易因此而放任自流，上课不认真甚至不去上课。

    “在美国，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且每个学期都会按成绩刷掉一定比例的学生。而对研究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一个研究生能否毕业，得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而非导师一人说了算。”李飞介绍，“我相信，只要中国的大学也按照比率每个学期刷掉一批学生，那必然会使学风大大改善。”

    让李飞觉得欣慰的是，现在本科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走进实验室，接触不同的导师。例如联创团队、点团队，还有一些大型的比赛也是很好的机会。“目前，研究生的导师是不能更换的，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选择慎之又慎。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好好了解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导师，并且学会与老师沟通。好的师生关系甚至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从学生一路走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后，李飞更能理解老师与学生各自的苦衷，也愿意把隔阂摘掉，与学生和谐相处。“距离要保持，以诚相待，课堂上下分开。”他认为。老师最重要的事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

    这正如李培根校长所说：“把学生培养成他自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受访者名字皆为化名）

    文章来源：喻园瞭望第17期 http://news.hustonline.net/Html/2010-11-15/745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