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刘棉 摄

  ■记者团 余晨 臧哲 兰婕

  许钧，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获得者。译著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法]普鲁斯特著)、《名土风流》([法]德•波伏瓦著)、《诉讼笔录》([法]勒克莱齐奥著)等。1999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棕榈教育勋章。

  作为我国著名的法语翻译家，许钧作客我校秋讲，为学子讲述他与翻译之间的不解之缘。

翻译家——带着镣铐的舞者

  记者团：您是我国著名的法语翻译家，您能给我们说说当时为什么会走上翻译这条在旁人看来很艰辛的一条路呢？

  许钧：因为我76、78年在法国留学，在留学期间，我读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法国图书。当我读了一本好书时，我就想要跟别人分享的愿望，这种分享最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就是这种想要分享的原始冲动，以及我对法国文学作品的热爱，让我选择了翻译。

  记者团：您在是怎样选择翻译的作品的？

  许钧：作为一个翻译家，不仅翻译能力很重要，选择什么样的翻译作品也同样重要。为什么傅雷会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因为那时国民的需要，在国人委顿之时，他希望通过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使民族精神能够振奋起来。国人的需要对翻译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鲁迅来说，他翻译作品时，就选择能够改造国人思维的和能够提升汉语表达力的作品，这正是他在翻译工作中两个伟大的追求。

  我从事翻译事业比较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国门刚刚打开，有三股力量构成了我对于作品的选择参照。第一股力量是“积极向善”的力量，第二股力量就是“向上”的发展力，第三股力量是对“美”的追求。这三股力量聚一起，就能够形成一部伟大作品。

  记者团：《追忆似水年华》这样读起来都令人难以捉摸的意识流作品，您是怎样运用高超的翻译技巧，将它带来中国的呢？

  许钧：翻译一部作品，我觉得有两点不可或缺，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是“使理解”。翻译家在翻译一本书时，首先要理解这本书，领悟到书中的精髓。当一部作品的文学个性越强，它的价值越高，因为翻译家的尝试空间很大，带给读者的共鸣也越强。在我翻译的作品当中，《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过程就很艰难的，这部书很独特，它开意识流之先河，在句式、比喻，文章的节奏上，都有很大的追求。要翻译这样一个作品，就需要一个翻译家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它。“理解”有很多方法，就像一个伟大的作家去世，会有很多人研究他，也就会有很多的注释本，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地更接近那位作家。

  至于翻译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理解是人类能够相互尊重的基础，没有理解就没有尊重。第二个是“尊重”，第三个是“沟通”，第四个是“相互丰富”，我们汲取别人的优点，就是为了丰富自身。像克莱齐奥的作品翻译，对译者就要求有驾驭两种语言高超的能力，还需要翻译者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翻译要热爱，有热爱才有可能共鸣。

  记者团：诚如您所言，理解作品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但是每一位译者对同一部作品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解读。当下的许多翻译家不再传统的逐字逐句地翻译作品，而是从整体上编译，译本里有很多译者的个人发挥，就像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一样。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许钧：翻译一部作品首先要尊重这部作品，所以我还是赞同莫言的一句话，“做一个翻译家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就像人生本身就有不同的对待事物的态度，一个翻译者也可以有不同的对待作品的态度。一种强势的语言，对于弱势语言的作家的作品，可能会采取一种暴徒式的态度，当遇到一些困难时，他可能会存在叛徒的性质。而我就要像莫言所言，当一个信徒。当译者尊重一个作品是，就不会随意对待，一定是以理解为主。但是翻译时一定也会存在很多障碍，比如文化的障碍，读者本身接受能力的问题或者是时代的问题。而在遇到障碍时，翻译家应该采取变通的方法，并且保证一切都是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样的尊重中，有着深刻的理解。

  莫言一些作品的翻译，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和媒体所说的是有差距的。首先我个人认为葛浩文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翻译家，他的贡献就是把中国最伟大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选择进行外文翻译。对于葛浩文的情况我想大家不要轻易下结论。

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来开道

  记者团：中国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高校里边才开设了翻译这个本科专业，那么您觉得在当下中国，翻译界有着怎样的新局面呢？

  许钧：人类只要有交流的需求，就会有翻译，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明显的。季羡林说过“中国历史文化非常悠久，中国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永葆青春，就是靠翻译”。在中国历史上有两大翻译事件，一是佛经的翻译，二是西学东渐时期的翻译热潮。翻译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吸取外来的东西，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永远繁荣。翻译，就是输血。从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进度的加快，各国文化之间要保持自己的特征，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翻译是唯一的道路。

  中国近二十年来，对翻译事业特别的重视。一方面从大学培养当中，建立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一批有志于翻译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地成长，优秀的青年翻译家也不断涌现。所以我认为，我国翻译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记者团：您刚才说的都是积极的方面，那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翻译方面我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妨碍？

  许钧：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西方的东西吸收进来。但是在中西交流中，我们的民族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们到底可以把什么样的文化展现给世界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我们与传统文化决裂，对儒家文化大力批判，导致了一代人对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要想走向复兴，就必须追寻自己文化的源头。

  所以，我以为文化要走出去起码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反省我们对于中华文化是否真正了解。第二，“文化走出去”并不是把一部作品翻译出去就能完成，而是要建立一种翻译的价值观，即我们的文化到底有什么特质？第三，西方对于我们的态度变化，由一开始的经济封锁，文化断绝，到现在文化交融，是不可能一蹴而，这之间仍然存在理解的偏差，我们要耐心走下去，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障碍。

  但时代会变，别人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会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会不断加快。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价值观走出去，我们本身就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也不能够指望中国文学在五年、十年内完全走出去。但我认为近十年，我国翻译行业的发展态势是非常积极的，同时翻译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记者团：翻译工作的作用和价值并没有在当今社会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和重视，译者要在语言框架内翻译出最贴近原文的译作，这对翻译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很多非著名译者所投入的劳动和微薄的回报形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鲜明对比，对于这一现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许钧：首先我要强调一下翻译的作用。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每一个民族要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候都会需要翻译。在五四期间，作家几乎都是翻译家，因为翻译能够打开新的世界。若是没有《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不会在中国那么广泛的传播。陈独秀要翻译《悲惨世界》，那是因为它传播了一种民众、民主的思想。所以我们的翻译家，在历史发展的关口上，其翻译的作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人们当下对翻译的重视不够，因为大家都翻译的认识不全面，只是把翻译当作工具，看作一种影子，但实际上，翻译确是富有创造性的。因为两个国家不同的东西相融合，会产生新的文化形态。

  记者团：您觉得在华中大这样一所理工科氛围浓厚的高校中，春秋讲坛对学子们有什么意义？

  许钧：在华科这样一间理工学校，能够有这样的人文氛围和人文精神的传播意识，真是很不简单。在当今社会，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社会是同等重要的。人不能没有理想，人不能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思考，人也不能对社会中的是非黑白毫无判断，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对人类最深刻的关怀的，是对社会清醒的价值判断，是一种求真、求美的精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华科能够关注文学很好，关注文学不是学校的目标所在，而是通过文学去关注人类的精神和灵魂。

  记者团：了解到您在之前访谈时提到了一个概念，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时代赋予了作品新的可能性。您觉得新的时代赋予翻译哪些新的可能性呢？

  许钧：我认为新的时代有两个特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的 重要性日趋明显。要对文化多样性的进行保护，就必须要有翻译，没有翻译，就很难保护文化多样性。这是时代的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新可能。其次，就国内来说，我们国力更强了，世界交流更多了，中国文化正在迈出国门，这又是赋予给人们的新的可能。我们由之前的易入为主，变成了易出同时进行，易入易出我们都要关注。所以，我认为这个方面又呈现给了人们第三种可能性——各个领域的交流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对翻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翻译家的孤独

  记者团：您曾说“作为一个译者其实他是孤独的，经常是不在场的”，那么您也会经常有这种孤独感吗？

  许钧：翻译工作要求译者必须全神贯注，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去理解作者的世界。当人面对一种外来的事物时，同时也是面对着一种巨大的差异。第一是语言的差异，其次就是文化的差异，还有意识形态、表达的差异。当一个人独自面对这样的差异时，就会感觉到孤独。面对这种孤独，译者必须克服，要尝试着走进去，那时候的孤独就会变为融合，就会是进入另外一种境界。而译者这种孤独的状态，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跨越障碍进行沟通，所以这种孤独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团：诚如您所言，一个人面对这种孤独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孤独，孤独只是暂时的。您曾经说过，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总会失去一些东西，不可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地转化，那怎么去减少这种失去呢？

  许钧：我认为这种失去有两种，而这些所谓的失去，都是良的。翻译最直接的就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再转换之间，原语言的特点就会失去。第二种失去，是语言之间形成的关系——对等的关系，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你有我没有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一定会有东西会失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地把失去的东西减为最少。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失去就要求我们推进交流，就交流越多，可能性越大。像以前我们不会翻译法国面包，别人说买棍子，中国人听不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现在，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是说买棍子面包。所以，这种交流本身就促进了可能性和可译性的提高。同时，我们还要发挥翻译的主体性，对原文的理解越深刻，翻译的可能性就越大，它失去的可能性就越小。译者认真的翻译态度也十分重要，遇到自己不可译的地方不要逃避，更不要试图抹平它，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今天不可以翻译的东西说不定明天就可以翻译，自己不能翻译的东西也许他人可以翻译。所以失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过程。承认可以有失去，但这是为了让失去的东西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