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徐诗咪 兰婕 杨梓苑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000年，由《亚洲周刊》邀两岸三地专家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排名第22位。新世纪创作的长篇《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

  此次，韩少功再次受邀来到我校参加此次以“存在与发现”为主题的喻家山论坛，并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

经历与记忆：一切都是现代史

  记者团：先生是个经历丰富的人，在出世和入世之间。2000年，回归农村和民间，这样一段经历给您的创作和思考带来了什么？ 在农村写作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您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韩少功：我回汨罗，也不算出世，那里也有“火热的现实”，从技术上调整下生活，保留多一点自己的空间。也有另外的收获。更接近自然和底层，更接近文学圈外的社会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但是千篇一律的肯定不是最好的生活。一年就像一天，十年就像一年。我只能尽可能让自己不要懈怠和懒惰。

  在下农村之前呆机关，见到的人都是同质化的人，教授，作家，评论家，我读过的书你都读过，我知道的信息你也知道，说来说去都是陈词滥调。在乡下的人与这些毫无关系。让我觉得很新鲜，而充满趣味，他们讲的语言和知识分子也完全不一样。《山南水北》里面的许多话，有的读者读了很有趣，其实在农村里非常普遍。

  记者团：去了海南后有什么感受？对海南会不会有乌托邦之想？ 

  韩少功：后来八十年代去海南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呆久了神经末梢会睡觉。到了陌生的环境，会紧张一些。对海南本来有一些书生的小资的想象，去了之后发现那里也是中国。不过还是有地域的差别，文化氛围的变化。湖南的文化，海南的文化，闽南的文化，都是差别。差别都是好的，作家就是要碰到很多差异，对差别要有敏感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差异的话，你的认识肯定是很迟钝的，甚至是盲目的。

  记者团：从城市到农村，从湖南到海南，家乡之于先生的意义是？

  韩少功：家乡，怀的不是乡，代表一段生活，代表你的童年青少年。世界上美丽的地方很多，每个人为什么对家乡有特殊的情感。就像你的母亲，巩俐、范冰冰比你母亲漂亮，但是你还是对你的母亲难以忘怀。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乡愁”。

  记者团：你过去怀念过的东西现在还在吗？

  韩少功：物质层面形态不在了，不过那种童年的记忆还在，虽然物质的流逝让我们有点遗憾，但是人们记忆中的东西还是有价值的。虽然记忆没有着落了，家乡无法可寻，虚无缥缈，但这是对生活的尊重，生命的尊重。

  记者团：想象与记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韩少功：记忆是第一性的，想象建立在记忆的前提之下。想象可能是记忆一种变化的形态。现在很多科幻的，《三体》啊，不管他们用什么新型手段，都是好人和坏人，男人和女人的问题，这些问题摆脱不了。现在很难写出这些框架。

  记忆会带来束缚吗？我们的严格真实的记忆是不存在的，都会被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改写了。一切都是现代史。小时候记得一个东西特别好吃，是因为小时候没什么好吃，但那种回忆会被放大。当下的处境会悄悄地改写你记忆中的东西。

从楚文化到“寻根文学”

  记者团：先生对楚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的是超越了单纯描写的湘文化，是一种精神，如人神相通，包容天地的境界。

  韩少功：一个人的家乡文化就像母语，这是摆脱不了的，这是你最基本的条件，运用的得当就是优势，否则就是短板。人类文化、世界文化是具体的，各种各样的组合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命运把我们抛到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先天条件，我们不需要沮丧我们为什么不生在另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既然有了母语这个先天条件，我们就要好好利用好。

  文化不是个神圣的字眼，是个鱼龙混杂的状态，我们在这中间寻找对社会能够增加色彩和能力的东西。若论楚文化，其实没有什么高纯度的某某文化，文化是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不过这个杂种和别的杂种的也有不同，这个需要考验我们的辨析能力，敏感能力，培养我们对文化的观察、品察能力。

  记者团：这也能看到先生对民族传说文化的偏爱。请问这些民族传说文化中蕴蓄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韩少功：我们保持一种“平衡”，对世界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不要把自己当做无所不知，一种上帝式的态度。也不能神神鬼鬼，那是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世界保持一种认知的自信，不要怯于表达自信，也要对不知道的东西，干干脆脆的表达困惑，我们的怀疑和茫然无知，不要回避。两个方面的平衡要表现好。现实主义里“解释一切的冲动”把一切明明白白告诉读者，这个稍微有点过分，我们要留一点空白、谜团和真实的困惑茫然。

  记者团：您发起了“寻根文学”，请问这样一种主义在当下还有其新的意义吗？尤其现在城乡一体化，普遍的城市化，城市文化缺失，城市和城市之间区别在不断缩小的现状下。

  韩少功：地域文化，不是寻根的主要板块。寻根主要是文化意识、文化资源辨别能力和利用能力的增强。文化有很多层面可谈，有小圈和大圈，所有的这些圈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了，而不是地域这个小圈。中国几千年没有高纯度的、一成不变的地域文化。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收藏家，我们做的主要是对人的观察判断，文化只是我们的必要工具。

写作就像谈恋爱

  记者团：先生的作品以思想深邃和形式创新著称。例如《马桥字典》这部中南地区文化生活的大词典别具一格，也比如笔记体小说《山南水北》。请问这样多样创新的表达方式对文章内容的表现有什么作用？

  韩少功：创新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侧重在内容，找到新的内涵，或者题材，形式，找到特别合适的方式。一个作者在实际写作中，说什么，怎么说，兼顾这两个方面，有的时候很难两全其美。一个作者写作不要重复自己，也不要重复别人。在这两个方面多多少少对自己要有要求。没有要求，就是“文匠”。就像煎烧饼煎了几十年。

  记者团：先生的创作风格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有“先锋”意识，并且融通了西方文化多元的表达形式，是什么能够让文学保持如此“新鲜度”和“活性”呢？

  韩少功：这是个很费脑力的活动，世界上的一切文化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狭隘的领域里，褊狭的态度毫无必要，我们要消化而不是要模仿，我们吃了牛肉不是变成牛吧？

  记者团：时代会赋予作品新的可能性，您是一个文学实验派，有什么写作计划？

  韩少功：写作是开始容易逐渐变难。不仅别人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东西，都会成为你的困难。创作不仅是瞬时的冲动，还要有一个积累的量。写作就像谈恋爱，要全身心的投入，也才成功。

  记者团：您在上海大学演讲提到了当下“素材危机”，信息爆炸，然而能讲的故事越来越少。请问我们当代大学生如何写好自己故事？

  韩少功：第一个问题，现在的信息都是二手信息，三手信息，质量是有限的，不是一种切肤的感受。第二的问题是，我们文学所承担的是对人性的深入的探测，现在大量的信息离我们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关联不是很大。我们真正做文学，做好作品的时候，信息帮不上忙。第三个是读者的改造，读者被信息轰炸，被信息掩埋，已经被搞得非常盲目，求知欲大大下降，不想思考。胃口坏了后，优质的食品吃不出来。

  现在的作家都面临这个危机，我们做什么东西给读者吃？瞎胡乱搞的可能被喝彩，精心准备的却不被接受。跟随潮流，还是坚持原则？你可能活的很寂寞，或者很失败。作家也是人，不是百分之百优秀的共产党员，舍生取义，面不改色啊，作家在寂寞和失败中可能扛不住。

  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成长的过程中要扛得住，也要做出必要的妥协为了生存，在妥协中有所坚持，不被困难压倒，成为一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人。

我是一个温和的怀疑主义者

  记者团：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存在和发现”，您对它有什么看法？

  韩少功：这个主题也比较时髦。但真正想说清楚也很难。存在是无法认识的本质的，是一个陷阱。人比一般的动物高级一点，人对自己的认识，对他们的认识，是随着自己的认识不断发展，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漫漫长途。谁说找到了自己的本质，那肯定是个骗子。

  记者团：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

  韩少功：我们对它保持一个怀疑的距离。哪怕新闻和史学家干的事，也有好多是虚构。证据链是缺失的。司马迁写史记，写着写着就当小说写了。但我也不赞成彻底的虚无主义，把一切的历史看成是强者和胜利者编出的谎言。我是一个温和的怀疑主义者，我愿意和那些虚无主义划清界限。

  非虚构写作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但不要过于自信。但也不能走入极端，“有图有真相”，但真的有真相吗？《暗示》书里面讨论了很多关于真实的问题。

  记者团：野夫说，记忆是一种抵抗。写作是一种态度的表现。现在的写作是自我的写作吗？

  韩少功：每个人只能从自我角度出发写作，但自我写作可以对接多少人心灵是不同的。有的人内心狭小的，好吃好喝，但是无病呻吟，这种痛苦就是少数人的痛苦。优秀的思想家，优秀的人物，优秀的心灵是和更多人对接的。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有大的个人和小的个人。

  记者团：有一个重要维度是“发现”，如何判断一部作品，关于经典化的标准？

  韩少功：就像我们的四大名著。不是重复人家，是要有新的东西。要有体量，你的发现太小，没有足够的分量，也不行。

  里面也有偶然性，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推动，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政治推动下曾经是我们的经典，时代一过去，文化界可能不承认。

  普世的东西，都是硬标准，也很难有一个定量的界定，特别明确的界定，大体上说，有新的贡献的，在艺术和思想上，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体量，我们就会称之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