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团 周珣 陈静雅

　　阿来，藏族，当代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瞻对》等。阿来曾凭借《尘埃落定》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

　　阿来是著名作家，是成功的编剧，在他任《科幻世界》总编辑社长时，这本杂志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近日，阿来作客我校春讲，开展为期两周的讲学活动。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记者团的访问。

　　谈文学：与下一个作品相遇

　　记者团：您曾谈到有一些作家写了一部作品，一炮而红，但后来就再没有写出很好的作品。您以后的写作道路会有什么改变吗？

   阿来：我没有想过对一个人来讲写作是一条道路。我就是一步步把身边的东西处理好。这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就是，文学是语言艺术，我们仍然要从这里开始。第二个是，文学当然要展示人生、展示社会。这需要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经验、体验。有时我们老说去深入别人的生活，但别人的生活怎么能深入呢？文学需要情感，而情感是需要体验的。有体验才能真正有情感的代入。

   第三个，对人本身我们已经有复杂的心理学，对人本身我们都是不断地在认识。其实宗教也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只是说它是一种比较过时的理论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包含一些人的价值。然后到社会我们也有很多成熟的学科。所以要写好一部作品，我们需要有这些理论素养，只是说不能把这些东西摆到作品里面去就是了。

   所以我没有展望过道路，没有想过往东走、往南走。只是我遇到的可以写作的题材在吸引我，让我花很长的时间来深入它，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又等待下一个作品来临，与下一个题材相遇。但它会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永远不知道我下一本书会是什么样子。文学本身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去做，但我不给自己确定目标。我不会想我要走进文学史，我要得什么奖，或者说我要通过它挣多少钱，我不会确立这样的目标。我只是处理一个个出现的文本。

　　中文系老师：您的作品《瞻对》是采取实证的考察法，同时这也是一部非虚构的作品。您怎样处理史料和小说可读性之间的关系呢？

   阿来：我觉得这是文本的不同，有的书可能更多地考虑可读性。这说出来可能得罪人，但我不太考虑这件事情，我考虑的是我在书中把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充分地表达出来。至于说有多少人会读，他读起来有没有困难，我不太考虑。

   第二个，我觉得阅读是有难度的。如果我们永远只读没有难度的阅读，我们怎么长进呢？有的阅读真的很难的。当我以前需要读黑格尔美学的时候，那真困难，但慢慢地就读下去了。现在在文学上，我们有的时候过于照顾普罗大众。当所有的东西都明白无误，都可以读懂的时候，很多学科的合理性就没有了。

　　中文系老师：在您的作品中经常看到汉藏文化的交融，想请您谈一下汉藏文化对您创作的影响。

   阿来：其实我不太愿意用这样的划分。对于我来讲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在过去可能一个民族的语言大体上只跟这个民族有关系。但从文艺复兴以来，语言的每一种功能都在扩张。比如英语，现在其他国家使用英语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英国人口了，而且在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风格的英语，比如南非的英语中就融汇了当地人的族语。

   现在一些小语种慢慢在萎缩，一些大语种在扩张。当一种语言扩张时它与原本那个民族的关系会慢慢减弱，甚至在另一些空间中发展出另一些形态。我们有时会把语言的扩张描述成一个单项的、强对弱的“同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影响。一种语言的扩张，也是因为它融汇了别的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

　　观社会：人要有自己的判断

　　记者团：近几年有一些争议很大的诗歌，比如梨花体、《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还有最近高中女生的食物体诗歌。我们应该怎样欣赏诗歌？诗歌有没有一种统一的评价标准呢？

   阿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给自己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大家明知道有些诗是不好的，但人们非要投入很多精力把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我觉得没有必要。首先我从来不关注，因为我知道什么是诗，我知道我要读什么样的诗。我出门时枕边书一定有一本诗。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文学史早告诉过我们答案，而不必去参加那种毫无意义的讨论。法国一个哲学家给过这种讨论一个命名，叫做“意义的空转”。我们假装在寻找意义，但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意义。这就好比，我们发动汽车引擎、排出一些废气是为了使轮子转动，推动汽车往前走。但如果轮子只是在空转，无法使汽车往前走，那么这时候排出废气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只是在污染空气，有害无益。

   文学早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古往今来人们在构建人类认知，构建文学史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我们在构建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和一些意识形态掺杂起来。这可能会给一些作家过高的评价，但这也是仅限于当代。对外国作家，对古典作家，我想不论是什么意识形态都不会有争议。

   所以不必去争论什么“梨花体”，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要有自己的判断。

   记者团：相比于我们父母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可能是要更浮躁一些，我们很容易依赖手机、碎片化阅读。您对这种时代环境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保持内心的宁静？

   阿来：我们每一代人都在出生，每一代人和我们父母成长的环境都不一样。但每一代的出生，哪怕是一个猴子的出生都有一个环境。但我们的出生是自主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很多东西归结到环境上去。社会浮躁为什么你就一定要浮躁呢？今天我们好像特别愿意把什么事情都归因于环境，这跟人是背道而驰的。人为什么跟别的东西不一样，这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造环境的，不是吗？但今天我们说环境是不可战胜的，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变成猴子呢？

   人出生的第一天就是在改造环境的。过去没有火，那我们赶紧弄一点，不甘心被冻死。我们走得太慢，我们就把马捉来驯服它，让我们走得快一点。再后来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发明汽车、飞机、火箭，这是人。但今天我们说，我走不动了。

　　记者团：现在社会上常有一种代际的划分：80后，90后，而且常给不同的代际贴不同的标签，譬如说90后张扬、冒险等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阿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现在这些80后、90后的命名都没有意义。从古到今，没有人对一个年龄段的人进行命名。即使在今天，可能这样的命名方式也只是出现在中国。而且可能也只在中国大陆，台湾不这样吧？其实人从古到今没有发生那么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