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研传媒记者 祝琳隐 实习记者 马羽茜 郑聪
沈祖尧，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校长，沈祖尧的成就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在2003年非典一疫中，带领其医疗队伍在前线与疫症对抗，展开了一系列SARS冠状病毒临床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被《时代周刊》列为当年的“亚洲英雄”。在学术研究上，他著作甚丰，曾获多个研究员奖及论文奖、裘槎基金会优秀医学科研学者奖及长江学者成就奖，此外，他还曾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模范教学奖。
通识教育作用何在？怎样看待校长和老师在教育中充当的角色？做科研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精神？如何实现学术中国梦？4月28日，沈祖尧教授做客我校第192期“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翌日他特地接受了我校华研传媒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的专访。
“大学生应去认识更广阔的世界”
记者：许多同学对医学学习早期的通识教育的作用存在质疑。我们知道，中大的医学、理工专业的同学在刚入校时也有一年到一年半的通识教育，您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沈祖尧：通识教育阶段有两本我们老师自己编的书，《Dialog with humanities》、《Dialog with nature》，内容涉及孔子、孟子、古兰经、圣经等，但目的不是让你去背记知识，而是让你了解一点，然后和老师去辩论，Critical thinking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中大非常重视学生的话语权，我知道有一些抗议就是学生发起的，您怎么看学生的这类活动？
沈祖尧：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开放的地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给他发言的权利，抗议作为一种校内活动，我想不是一个麻烦，而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抗议的过程中学习怎么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视野会变得比较广一些，同时他们可以学习怎么讲道理，而不只是简单地释放自己的意见。学校也应该这样看，如果有更好的更民主的做法，那我们就放下一些自己的观念，去听听别人的讲法。社会应该让他们学会怎么做判断，帮助他们变成更独立思考的成人。
记者：您去年在开学典礼上鼓励中大学子每年至少认识一位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朋友，鼓励他们去认识、结交国际生和内地生朋友，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沈祖尧：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认识他们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能够帮助香港的大学生开阔视野，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背景，认识不同的文化，香港的大学生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对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而不只局限在香港。
记者：中大非常重视培养中大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其中I-CARE博群计划就是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而设立的社会及公民服务项目，若内地大学想借鉴并举办类似项目，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沈祖尧：学生在服务社会及弱势社群时，可对人文价值有更深感悟，会更加敏于体察别人需要，懂得欣赏不同文化。I-CARE博群计划并非只着眼于拣选一小撮学生参加几项瞩目的巨型项目，其精神是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建立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为其个人成长及社会带来长远益处。
“作为校长或老师，你的生活就是教育”
记者：作为中大的校长，您怎样看待校长、老师的角色？您认为最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沈祖尧：教育不是一个上班下班的工作，它是没有上下班的，一个真正的教育人，应该是每一天每一个时间都是在教化他的学生，其实你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不只是在课堂里教，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教育。
记者：应如何衡量校长做得好还是不好？
沈祖尧：其实是很难的。我想校长做得好不好不是今天可以知道的，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知道，因为教育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有些我们以前的校长，当年可能觉得他不太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亏得他那时候有那样一个做法。今天说谁是最好的校长是种popularity contest（人气竞赛），但他在教育上面、在学生的终身训练上面有多少影响，要很长时间才能判断。我想我们的眼光可能要放远一点，特别是对于教育。
记者：在您的言语、行动中，没有一丝的咄咄逼人，而是非常的平和和亲切，似乎在其中有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
沈祖尧：我觉得信仰对一个人的价值观时有很重要影响的，你在遭遇如意或不如意的事情时是如何面对，是该紧张，还是觉得是命运的安排，觉得在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好的原因？就像外国人说的：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乌云背后总有一丝光芒）。但是同时，我觉得经历对一个人是很大的锻炼，当一个人在经历一些危机后，在处理问题时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2003年非典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
记者：在您看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
沈祖尧：硬件当然是需要的，没有上课的地方、没有设备，要做好教育就有困难。不过单有硬件没有软件是不行的，软件里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师，特别是真正喜欢教学、投入教学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跟学生分享他治学的态度，分享他的价值观。有人说education是什么呢，就是when you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s taught，就是所有information都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你还记得的，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最好的科研应该是把最好的人才凝聚在一块儿”
记者：在医学领域的科研，您认为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和素质？如何实现学术中国梦？
沈祖尧：科研首先是一定需要合乎道德的，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如果对病人有害，那么是绝对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做的；第二个是一定要诚实，科研环节中，要做到call a spade a spade（据实而言，实话实说）。当然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要能发现好的问题，如果你在你的research 里面问一个好的问题，那就做了一半了，所以要think of a good research question。
记者：您曾经在国际权威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很600多篇论文，您是如何做到的呢？作为学医科的研究生，应该如何在科研上有所进步？
沈祖尧：其实数量不是最重要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如果我发表了6篇论文，但全部都是在NATURE、SCIENCE上，那才是最好。科研应该重视团队，团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不可能知晓所有的细节，不可能包揽全部的事情，要建立一个好的团队，这是医学研究里很重要的一环，一个团队应该有比较融洽的团队气氛，这样每个人都会愿意去认真完成各自的环节，这会对学术科研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会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选择导师与研究方向，很多想在学术科研领域有所进步的研究生困惑是应该选择拥有更大实验室、更有名气、更有资历的导师，还是选择刚刚成立的新实验室、年轻的导师呢？
沈祖尧：我想首先你要选一个课题是你喜欢的，然后在看看有什么导师更适合你，更有资历或者更年轻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他愿意用他的时间去跟学生交流，有时候年轻的可能更充满活力，但是他还是做自己的事情，还是没有照顾到你，这个也不一定好；老一点的导师可能手头上事情更多，又要兼任数职，也没有时间给你。所以最好的导师就是对学生有责任心，会认真教你。
记者：在抗击SARS的时候，您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的称谓，当时您的生活因此有所改变吗？“亚洲英雄”的称谓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沈祖尧：没有。我不喜欢这个头衔，这个问题不是英雄不英雄的问题，是一个团队的问题，一个责任的问题，做医生看见病人生病了，可以不去看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是应分的，没有什么英雄不英雄，而且荣誉应该是团队的，而不是一个人的，所以我从来都不希望他们这样叫我。
记者：中国这些年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很重大的进步，Nature在2012年的一份调查也显示，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科研人员心目中最有发展前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本土科学家。在您看来，应如何去推动中国的科研继续发展呢？仅仅依靠本土科学家，缺少外籍科研人员是一种劣势吗，是否会阻碍我们的继续进步？
沈祖尧：我想现在很少是单靠本土的科学家了，因为很多研究的项目都是中外合作开展的，比如你们华中科技大学的光电国家实验室就做得非常好，实验室的主任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回来的，这样他就会有很多外国的Connection(联系)，所以科研已经没有严格的本土、外国的界限了，中国也应该吸纳更多从国外回来的好的学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籍人士，我觉得最好的Science（科学）应该是把最好的Brain（人才）凝聚在一块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