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 见习记者 周祎
10月22日晚，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第七次做客我校人文讲座，为众学子讲述科学精神的起源。他提出，科学精神的最高目标不是功利化的“实用”，而是“无用”，并解释了古代中国为何没能培育出科学精神的原因。
科学精神应抛开实用性关注知识本身
吴国盛认为，科学精神是起源于希腊文明的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关注的是知识本身的确定性，而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他强调，科学精神应关注真理的内在推演。
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希腊文明的推崇：“在希腊文明前后，其它文明都产生并发展了丰富多样化知识，所有这些知识，无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都具有强烈的经验特征、实用特征。但却没有一种能够像希腊文明一样，超越了知识的实用性功能，而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在吴国盛看来，希腊文明对科学“无用”价值的追求，正是其令其他文明难以理解的独特之处。即使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仍然有许多人误以为科学就是发达的技术。吴国盛指出，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混淆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和历史原因。
从文化上看，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古时的中国人重视实践经验和实用功利，所以产生了发达的实用技术。但由于重点关注实用价值，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纯粹、抽象的“无用”科学。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是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仍旧是追求实用功利的价值。
吴国盛强调：“以实用的眼光，永远无法理解科学精神的最高追求——‘无用’，也导致一些人将科学误解为技术。”
文化差异影响科学精神起源
吴国盛还提出：“文化差异是人们误解科学精神的重要原因，更是影响科学精神起源的重要因素。”
他进一步解释道，希腊文明是典型的航海游牧文明，频繁迁徙、贸易形成了一种“生人社会”。在生人社会中，血缘关系没有强力的约束，于是形成了“契约文化”。人们制定并遵守规则，甚至遵守规则成为了人的第二本能。在契约文化中，契约人的独立自主十分重要，所以西方更重视个人的自由。而自由的人性理想、追求真理的理性思维，正是科学精神起源的关键所在。
而中国古代则恰恰相反。农耕文明依赖稳定的土地，人们重视定居，形成一种“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为人处事重视人情。在这种重视人情的文化里，个人的自由理想、理性思维没有生存空间。
因此，中西的思维方式产生很大差异。中国文化注重通过礼达到仁，西方文化注重通过科学实现自由；前者注重国家天下黎民百姓，后者注重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前者更注重实践经验与实用功利，后者更注重事物本质和知识真理。这些差异说明了为何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实用技术，却不能像西方一样西方发展出纯粹抽象的科学。
人物介绍：
吴国盛教授自80年代以来便一直活跃在在我国科技哲学界，他15岁便就读于北京大学， 33岁便被破格评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论文曾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现任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纵使颇负盛名，在他心里，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为一种单纯的学者生活——终其一生不断地读书、思考、交流、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