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5日至27日，第十三届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该研讨会由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校联合发起。本届研讨会由我校承办，主题为“大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展望”。 

    10月27日，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高峰论坛中的校长书记论坛、院长所长论坛和专家学者论坛分别举行。与会专家、教师及研究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既分享了各自宝贵经验，也享受了学术之美，增进了相互的友谊！

如何应对当代大学的“泛行政化”

大学泛行政化的历史探索

    “大学的泛行政化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古’已有之。”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刘少雪教授向我们进行了一场“我国大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历史探索”。

    “在封建社会，进入仕途便是受教育者的最高理想，政府通过科举控制教育方向，知识分子在传统上也习惯了在学与仕之间穿梭。从京师大学堂开始，政府便拥有对学校绝对的控制权，近代中国的各高校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常常行政体系和大学体系之间进行着角色转换。” 

    刘少雪指出这种行政与大学的“剪不断”的关联归咎于近代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经费与办学条件是完全由政府提供的。

教师为本，学术为尊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就会出现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湖南大学副校长章兢教授在题为《高校学术决策和管理系统产生》的报告中对当前大学的行政化进行了批评。 

    他指出正确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既是对高校管理者的考验，更是高校有效运转的保证，“法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德国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美国哈佛大学是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模式，普林斯顿大学则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模式，更多的则是两种权力并重的权力结构模式。那么中国高校应如何处理呢？”  

    章兢教授表示；“要根据各高校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实践，关键是要坚持教师为本，学术为尊。”具体而言要做到系统、深入思考学校学术发展问题，把好学术关。同时积极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组织科研项目，促进学校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委员会不做“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

    “学校为学术委员会提供专项研究经费，组成专门工作组，使其真正参与到学术工作方针、政策、方案的研究、论证、审定、制订中，并在“顶层设计”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评审的具体事务和项目上（如评审职称，教学、科研项目与成果等），更不能满足于开会或投票表决，做“表决机器”或“橡皮图章”上。”为体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防止行政权力泛化，章兢以湖南大学为例，提出了破解之道。

    此外他还提出，要强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定位，深化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在学术委员会组织结构方面，以学部为虚体，学院为实体，按照分类管理、向类似“大部制”迈进的思路，加强学院学术委员的基础地位。各级学术委员会应采取“定额席位制”，并且各级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为体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防止行政权力泛化，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规定：有教授职称的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可以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但应该以普通教师的身份竞选，且有一定的比例限制，规定不得超过20%。

    此外，通过一系列保障学术委员会有效运行的制度设计，小到办公条件，大到对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考核，出了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原则。

当代中国大学的“西方取经”

“领导者”和“追赶者”

    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陈昌贵教授在题为《中美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比较》的报告中，对中美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流、课程与研究、相关的设施条件、成果的国际交流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中美研究型大学主要表现出几方面的不同：第一，定位不同。中国大学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希望被国际教育学界承认，成为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定位于“领导者”的角色，希望继续维持领先位置。第二，战略重点不同。中国研究型大学把吸引人才的重点放在学科建设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将国际化的重心落在整个校园环境的改善方面。吸引全球最好的教职员并与向优秀学生敞开大门，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长盛不衰的重要武器。第三，关注的目标不同。中国研究型大学通常将提升大学全球影响力的重点放在学术成果的数量突破上；美国研究型大学把提升大学影响力的重点放在大学的公共使命上。

    通过中美研究型大学国家化的比较研究，陈昌贵还针对国际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领导者”和“追赶者”的角色意识隐含着很强的功利化的倾向。国际化的最基本目标指向应当是“培养能胜任将国际性合作和竞争综合起来的毕业生。包括理解国际性事务、以及在地方、州、国家和全球环境下不断演变的兴趣中选择职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快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进程，需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国际化发展机制、高校文化等方面的努力。

教师工作价值取向的“西化”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管理系赵敏教授依据西方的三分法工作价值取向理论，提出 “谋生取向——职业取向——事业取向”教师工作价值取向发展阶段。

    谋生型工作价值取向所追求的工作目标是经济收益与物质回报，把工作作为其个体谋生的一种手段；职业型工作价值取向所追求的目标主要体现为职位、权利、名誉、地位等的提升，把工作当成个体在行业中取得进步和获得成就的途径；事业型的工作价值取向对工作价值的追求仅限于工作本身带来的意义，只看重工作本身，并把工作看成是他与他人、他与整个社会连结的关键纽带。三种不同的工作价值取向，分别反映出顺从、认可、内化等三种不同的态度。

    针对三种不同的工作价值取向分别采取不同的制度策略：针对谋生型工作价值取向，要凸显教师制度的约束、激励与引导功能；针对职业型工作价值取向，要重视制度的分化和合作功能的建设；针对事业型工作价值取向，要通过制度创造良好的学校文化氛围和工作条件，深化其工作成就感和幸福感。

当代地方高校的“上下求索”

破除地方高校发展三大瓶颈

    “大学也分三个世界:拥有博士点授予权的大学属于第一世界，拥有硕士点授予权的大学属于第二世界，而那些只有本科授予权的大学就属于第三世界了。”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教授在以“破解地方高校发展瓶颈的战略思考”为题的报告中作了这个生动的比喻。 

    尚钢认为当前地方高校主要遇到三大发展瓶颈：发展思路的困惑、高水平人才的匮乏、高校办学的趋同化。关于“发展思路的困惑”，尚钢提出：“要确立地方高校教育哲学观，在改革中讲稳定， 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抓质量，在质量中显特色，在特色中上水平。”谈到“高水平人才的匮乏”，尚钢表示要构建高水平人才发展平台，特别是特色发展平台，要将资源向青年学者倾斜。最后对于“高校办学的趋同化”，尚钢说：“要实施高水平特色发展战略，在找准办学特色后，不但要发展，更要超越。” 

将“顶天立地”变为“立地顶天”

    青岛大学徐建培教授指出，现今地方大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流大学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有“211工程”、“985工程”；高职院校有“高职示范校建设工程”；惟独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间力量的地方大学缺乏“示范工程”或“重点工程”。 其次，地方大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困难：缺乏政策支持、财政困难、就业受歧视，等等。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力量和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地方大学，如何实施重点发展战略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他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颖观点：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顶天立地”有所不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要“立地顶天”。所谓“立地”就是要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顶天”就是要遵循学科不平衡规律，培育重点特色学科，建设一流学科。

当代创新人才的培养

从校徽看“教师与学生”

    湛江师范学院院长罗海鸥教授为我们提出“返本开新”的观点，阐述了他有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理念。他从观察校徽中提出所谓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教师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以北大为例，北大的校徽上是一个“大”字上面有个“北”，“大”就代表老师，在他的肩上是一个“北”代表学生，这两个学生背靠背，也就意味着学生之间的思想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教师的任务就是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而学生就应该想别人没想过的事，说别人没说的话，做别人没做的事。

以制度的视角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谢飞厚在题为《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制度的视角》的报告中，将高校比喻为一个培养参天大树的苗圃，认为优良的树苗（学生具有创新潜质）、肥沃的土壤（培养创新人才的学校文化）、辛勤的园丁（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师）、学生的良好状态等四个决定性条件直接决定着高校能否为社会培养未来的参天大树。

    谢飞厚还分别从高校招生制度、高校评价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学生评价制度出发考察了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他认为，应采用“高中学习评价——高考成绩——大学生淘汰制”这一“三位一体”的招生制度；同时，高校应该强化和改进教学质量评价，政府应该对高校经费使用加强监督，社会对高校的排名必须充分考虑教学质量。就教师评价制度而言，应该从制度上肯定教学的学术价值，从制度上保证教学过程评价，并将教师职称晋升表决权下放到学院；就学生评价制度而言，建立以开卷为主的考试制度，建立等级制与百分制相结合、考试成绩与平时表现相结合的多元评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