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团 文露漪 彭丽 刘安琪 刘星言 汤子凡 尤金瑞

柴萱静今年十三岁，住在马鞍山森林公园里的梁章村。

晚上八点半，她一个人坐在里间的书桌前。她坐得很直，从肥大的校服里伸出瘦黄的手，紧紧地握着笔。宽大的书桌三面都堆放着高高的书和作业，桌面上糊着的广告海报已经被磨得看不清颜色。一条明亮的白炽灯挂在书桌前，墙上，是层层叠叠的学习纸条。

她的手旁，是这个家里看起来最高科技的电器——笔记本电脑，它最常用的用途就是给两个孩子查询资料和播放英语。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习之夜，但是，为了这样一个机会，柴萱静和她的家人离开了家乡襄樊，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武汉。

公园里的异乡人

这个小家里，正拥挤地住着六口人——柴和发、陈登娥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陈登娥最近刚来武汉的姐姐和她的小女儿。二十平方米的平房，被分成了两个房间，一间做餐厅和卧室，一间做卧室、厨房和卫生间。

两间不大的房间均靠墙摆放了1.5宽的木床，几乎占去了房间里一半的空间。靠灯和窗下，分别摆放着三张木桌，桌上摆满了孩子的书本、文具，墙角堆积着家里的蔬果和一架子烧烤的货品。

在柴萱静一门之隔外，她的姨妈正坐在一个低矮的塑料板凳上，面前摆着一大塑料盆的新鲜的鸡翅鸡腿和一捆长竹签。她的任务是将这一盆鸡翅鸡腿串好，方便第二天做生意。身旁，她一年级的女儿正在小书桌前拼着一幅七巧板，而柴家四年级的二女儿柴萱琪趴在的窗下木桌前，看着一页英语单词。

陈登娥穿着短装的暗色衣服，腰间别着腰包，这个湖北鄂州的中年妇女虽然身材瘦小，但是精力旺盛，嗓门大，动作快，招呼起生意来十分的麻利。她和襄樊汉子柴和发在火车上相识，之后结婚生子。

2006年，夫妇俩从老家来到武汉，因为在陈登娥看来，“屋里（老家）蛮穷的，没什么发展，出来比农村好一点”。一开始，他们在武职做服装生意，“那个时候是做学生生意，利润蛮低。我爸在森林公园工作就介绍我们过来了。”陈登娥说。

来到森林公园后，夫妻俩租下了烧烤场旁边的平房，每月600元，和其他邻居一样在房子前摆起了卖烧烤原料的摊子。两张长木桌和几个冰柜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

每日，夫妇俩轮流进货、看摊，有时还用自家的车子在公园内搭客挣钱，“要是下雨的话一分钱挣不到，混个生活。像我们没有文化到外面找工作也找不到。”陈登娥苦笑着。

等到周末，来公园烧烤的人多了，夫妇俩忙着进货，偶尔还会让两个女孩子帮忙看摊子。两个小女孩把作业本摊在摆放烧烤材料的木板桌上，弯着腰勉强够着桌子，就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写起了作业。

柴萱静已经进入了附近的华中大附中上初一，作业得写到晚上十一点。柴和发晚上十一点多进货回来，女儿已经睡下，检查女儿的作业，早上起来再给她讲解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孩子们周末除了作业和爸爸布置的试卷，还有华中大的“生命之光家教组”的大学生义务家教来给孩子上课。

尽管如此，柴萱静上学期的成绩依旧不理想，小学时总是前几名的她期考排到了二十多名。

因为写作业，她每天不看电视也不出门，“搞得很忙很累，成绩还没搞上来，我老公很失望，心力交瘁。又辛苦有没有结果，主要是孩子也累，”陈登娥比起成绩，更加心疼孩子，“你看人家穿的衣服，我们小孩衣服都没怎么买过好的，但是书她要我们都给她买。”

“去年她没考好，开家长会，我心里很难受，当时老师说开完可以走了，我第一个走出教室，真的很不舒服。”从这个学期开始，柴和发听从了班上老师的建议，不再给女儿布置额外作业，只是要求她认真改错和背单词。

“现在她初一，我抓的是她的习惯，态度，她的字必须要工整，英语必须一笔一划的写，不能用涂改液涂改纸”。现在，从每日检查的作业中，他乐观地估计，保持这种习惯，女儿今年进到班上前五名没有一点问题——这关系到女儿在初二能否分进重点班。

梁章村，这个隐藏在马鞍山森林公园里的小村落，租住了不少外来务工家庭。一条水泥路基本成了村里出行的主干道。傍晚，在马路旁大开的平房里，常常能看到洗菜做饭的父母，和坐在矮桌前写作业的孩童。

来自河南信阳的程富民一家也租住在梁章村的一栋二层砖房里，平时做回收旧家电生意，砖房内外堆满了废旧的家电家具，一年也能挣到几万块钱，但只有夫妇俩住的房间内有一些自用的基本家电。家中有三个儿子，都还没能工作挣钱。

小儿子程冠礼今年12岁，在光谷第八小学读五年级，成绩中等。晚上七点多，他在手机APP上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捧着家长的手机蜷在餐桌旁的木椅上，双脚悬空不停地摇晃，程富民看到了立刻训斥道：“怎么坐的！”小孩子笑嘻嘻地收回了双脚。

进入电子垃圾这个行业后，程富民在生意上常和一些大学生打交道，他很清楚地认识到“时代不一样”了。加上前两个儿子一个在老家学车，一个进了体校，都与学习无缘，这让他对小儿子的教育问题更加重视，“作业一回家就得写，不写完就不吃晚饭，我们等着他”。

“对学问不懂，也教不了小孩，孩子不懂的作业会在周末请教义务家教。”在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和上了小学的妻子的眼中，儿子在学习上最让他们骄傲的是一手工工整整的字，“我们看了大学毕业生的字也就那样，他的字有时候写得都比他们好！”

虽然每科都是八十多分，因为上课好动，老师和母亲也说过孩子的教育和成绩问题，但是对于学习，程冠礼有着一种骄傲。他特地找出了写好的语文作文，几页大作文纸上满满的是工整的《格列佛游记》的读后感。

而在程富民看来，老师提醒的学习问题只是孩子性格顽皮，学习上不用太担心，另外新班主任对孩子的管理也过于严格。“我们不懂，只要看着老师发的照片上没有他罚站就可以了。”他感慨道。

“入城就读”的20年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工来汉，由于随迁子女的户口问题，大量随迁子女无法在城里的公立学校就读，随之出现了很多的私人创办的简易学校。这些多以外来务工者或者退休老教师为教学者的学校，一定程度解决了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到了2010年，《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提出，“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也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伴随着在非户籍所在地读书的，除了学费外，还有每学期一笔不小的“借读费”。

2005年时，小学二年级的张岳从重庆黔江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广州，并在当地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

“公立学校一般不接受非本地学生，即使接收了也会区别对待，比如说外来务工子女不能参与评奖，”张岳回忆起来颇有些无奈，“不明说，就是没你的份，因为上报对老师负责的，这一点公办学校比较突出一点。”

虽然知道私人学校良莠不齐，教学和公办的有一定区别，学费也高了不少，张岳的父母依旧只能和身边大多数打工者一样，选择交上800元的“定位费”，让他上了一所私立小学，“因为是盈利机构，进去不需要找什么关系”。

在广州，外来务工者很多，这类私立学校里的学生不少是随迁子女。因担心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张岳父母并没有把他的学籍转到广州，“私人办的初高中教学不好，当时我看到本学校的初中生和小学没有什么区别，大都在玩”。而最重要的是他难以在非户籍地参加高考，为了升学，张岳六年级只能回到重庆黔江的老家读书。

相比张岳，现在来汉就读的随迁子女显然幸运不少。武汉市教委从2009年春季起，全面停止收取每年800元的义务教育借读费，对许多外来务工家庭来说，这是个十分值得高兴的消息。

“一年级在武汉公立的旭光学校时要借读费500元，那时候要的很高的。现在读书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学费也没有学杂费，上学只需要交书本钱和伙食费。”程富民细致地介绍。

不过孩子在一年级后便转会了老家。四年级时，从老家又回到武汉读书的程冠礼通过对口招生进入了光谷第八小学，同时把学籍也转了过来，“有暂住证、营业执照和居住证明就不麻烦了”。

说到读书费用，十分重视女儿教育的柴和发显得很激动，他拍着大腿，大声地说道：“不择校的话还好，择校的话花费就大啦！”对口直升固然解决了读书的问题，但是想要进入一所好的学校仍然是一个需要“财力”和“门路”的事情。

从公立的光谷四小毕业的柴萱静原本对口直升被分到了离家较远的公立初中——光谷二初，和城里的父母一样，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上学更近，柴和发希望她能进入华中大附中。

为此，柴萱静参加了华中大附中的择校考试。

当然，与其他想换好学校的城市户口家庭一样，成绩通过了要想进入这所在武汉排得上名的公立中学，柴和发还要出上一笔“赞助费”，“花了三万多一点，这还是找熟人的，不找熟人要花六万！”三万多元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让柴和发时不时向来家中家教的华中大学生“验证”，“华中大附中怎么样？”，自己又马上接上一句，“是挺好的吧！”。

虽然在城里读书花费更高，家长也需要花费精力照顾孩子，但巨大的城乡教育资源差异还是让是这些务工父母选择把孩子带出来。

在陈登娥的老家，带着子女到城市读书的人很多，虽然在农村读书学费不要钱，但农村教育水平实在令人揪心，“我嫂子家有三个小孩，没办法都带出来，我侄子在农村读小学，123年级都是在一个班，就一个老师”。

刚来投奔她的姐姐也打算想办法把正读初一大儿子的学籍从老家转到武汉。“可能农村学习环境、氛围影响吧，他就学不进了，给他送学校就跑出去了。男孩闹腾些，三个四个的跑出去，大人到处找。跑了好几回，没办法读了。”陈登娥面带惋惜地低声说。

另外，农村学校数量少，距离远对于孩子上下学也是一个考验。程冠礼曾转回老家信阳读书。在老家，二年级的程冠礼由爷爷奶奶照顾，家人给他选择了县城的封闭式寄宿学校。在学校每天五点就要起来上学，每个月只能放假四天。

“我还是喜欢武汉，那边太累了。”程冠礼回忆道。当时，从城里转回老家读书让他开始自满，成绩渐渐退步，只能再多留一级。最后，父母还是选择在他四年级的时候把他的学籍转到武汉，重新回到武汉读书。

父母观念的开放和发展也是他们把孩子送到大城市的原因。老家在安徽安庆农村的蔡英在华中大的西边开着小店。在刚到武汉不久，她就把儿子吴杰带到武汉地大附中读了初中，尽管为此她每年得多给儿子花掉一万多的数学、物理和英语的补课费。

“城里的教育确实是要比农村的教育好，是全方位的，像我们乡下就只要你死读书，” 在她眼中，读书不止是要成绩好，还要全方位的发展，“情商比较重要！”

“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

这个学期，爸妈把柴萱静在学校伙食停了。

“太贵了，不知道他们在学校吃什么，一个月要几百块钱生活费。结果感觉小孩也没吃好，学习也没搞好，所以就让她回来吃，免得在外面玩。”陈登娥说。

两口子放下家里的几亩地来到武汉打拼，为的就是两个女儿上学。“在农村肯定舒服一点，白天把地种了晚上就可以玩了。哪里像我们这里，一天到晚在忙，”收拾完一家人碗筷的陈登娥终于有时间安安稳稳的坐下，“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他们的教育，在这里上学我们不挣点钱，他们的费用高怎么办。”

相比活泼好动的妹妹，柴萱静身上承受了父亲更多的期待。“老大（柴萱静）我期望挺大的，她自己说要考北大清华，我说考个985、211就可以了，她以后还想出国。”女儿有这样的志向让柴和发很自豪。

今年十三岁的她穿着半旧的衣服，扎着简单的马尾辫，脸色偏黄，身材瘦小，看起来很沉稳内敛，也不喜欢说话。

妹妹对她写的英文很感兴趣，站在桌边偷偷地看着。柴萱静站起来把她推出去，一言不发地关上了房间的门。

 

进入初中以来女儿成绩的下降让父母才开始注意到柴萱静的性格。“她心很冷的一个人，对别人热不起来。她肚子里能装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批评她，她眼睛砸吧砸吧，不哭了。”在柴和发看来，这样的个性和她成绩下滑密切相关。

为此，他特地在开完家长会后给柴萱静写了整六面的信，“我告诉她，爸爸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你心里肯定很难受。我通过你同学和老师的说法，你属于不懂装懂的那种，这是很害人的一种事情……”

让他哭笑不得的是，看完这满满的六面纸，柴萱静只给他回了张纸条—“我知道了”。

“还是我们给她的压力太大了吧，”陈登娥没有丈夫对女儿的远大期待，“还是希望孩子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不要怎么累。不要说要发多大的财，自己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就行了。”

和她一样，对于孩子的未来，这些来自中国农村的淳朴家长大多也只是带着朴素而实际的期待——让孩子跳出父辈的社会阶层。

“我们对他也没什么高的期待，以后想干什么看他爱好吧。”在昏黄的灯下，程富民看着儿子放松地想，“不过最好上个大学。”

程冠礼放下捧着的手机，“以后……我想看书，”迟疑了一会儿，他忽然兴奋了起来，“我要当游戏总经理！”在一旁的妈妈听到宽和地笑了起来，“这个是干什么的，能挣钱吗？”

“那肯定的啊！”程冠礼自信地头一仰，喊了出来。

“一家人在一起更好”

《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显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从 2009 年的 997 万增加到 2012 年的 1394 万”，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达到了1367.1万，占城乡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为9.8%。

留守儿童的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

“自己带在身边肯定会好一点，之前在老家也是带在身边的，”蔡英对儿子吴杰很满意，“总是带在身边嘛，自己的孩子自己还是知道的，他一点点小小的变化我们也是能察觉到的。”

吴杰性格比较外向，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虽然因为在老家没学过英语，刚到武汉读书被拖了一点后腿，但妈妈开放宽容的态度并没有让他有太多压力。

有礼貌、主动别人打招呼，让吴杰总可以很快融入新环境。“他经常来华中大，会和大学生一起来打篮球啊，下次见到面，他就会和别人打招呼。”蔡英说。

如今，蔡英一家已经在华中大南大门对面买了一套房子，虽然每年还要还房贷，但也算在武汉安定了下来。

“一个就是投资吧。我不知道孩子以后想到哪里去，但是现在有想法我就帮他买个房子，帮他在武汉扎个根。以后看他自己吧。父母还是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不管孩子优不优秀，”她平和地说，“顺其自然吧，什么好的大学、实验班那些，我也没那个想法。只要他健康快乐成长就好了。”

相比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和父母有着更多的相处时间，亲情让他们在这座不能被称作“家乡”的城市里有了真正的“家”。

在森林公园里，柴家的小姑娘们公园里的每一条小路都摸得清楚，她们见到雪夜里的红梅，捡过一大捧的落樱，爬过凌霄阁看望守阁的外公。妇女节，两个女儿偷偷给陈登娥折了一纸篮的百合花，让她很是感动。

在元旦的夜晚，火锅的热气氤氲，一家人坐在小屋里，柴和发把炖好的排骨捞起来，不住地给孩子和老师夹。

烧得一手好菜的他看着女儿们，笑呵呵地说；“爸爸烧菜好吃吧，不瞒你们说，我以前可是厨师呢！”。想到新的一年，他不禁憧憬起来；“过几年，我要把旁边这间屋子也租下来，开个农家乐！”

“来到广州读和回去都是父母安排的”，跟随着父母打工的脚步一路从重庆到广州，又回到家乡，张岳一家不曾分开。

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的生活并不好，但小时候在广州骑车载着妹妹出去玩的日子的确令他动容。在高考后，他进入了华中大，现在已经大三。他想毕业就直接工作，“我等不及想挣钱养家了！”

跟随着父母，离开家乡抑或是诞生在城市。这些随迁子女们经历了漂泊，忍受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学习压力，承担着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期望，他们在城市里默默成长。但家人的陪伴让这些孩子们的童年里不再有父母的缺失。

正如当年张岳父母所想——“一家人在一起更好”。

（文中柴和发、程富民、蔡英、张岳及未成年人姓名均为化名。）

华中大“生命之光”团队家教组对文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