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丹 晨
近些年,在书店里看见过好几种北大人写北大的书,都是前贤或是属于我的师弟师妹们写的文章,都很有意思,很开心,把北大与众不同的学习学术生活相当生动传神地写了出来。那年北大百年纪念活动时,报刊上也有大量文章颂扬北大的通体光明,更是热闹非凡。但我常常觉得似乎缺少了点什么。有一天,老同学聚会时,有人倡议写写我们自己时,我才忽然恍悟,原来正是五、六十年代的北大,以至“文革”时的北大,也就是百年中的近三十年的北大还少有人涉及。
当然这是最难写的,但也是北大历史中不能割断的一部分,恐怕也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常难得的。写出来,不仅仅立此存照,也还有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使后来者从此可以看到,原来北大人还有过这样的一页,北大是这么走过来的,北大应该怎样走向未来。我现在要说的正是指中文系1955级同学写的《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开始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没有那么欢乐,那么开心,那么畅快,而是在表达青春狂欢的同时,混合着惨烈的苦痛和凄楚。尽管它远远没有写出历史的全部,但也可以说是表露了冰山的一角,是值得人们一读的。
北大中文系1955级是一个很有名的年级。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在五八年大跃进时,集体写了一部“红色文学史”。由此,在全国高校引发了一股学生集体写教科书的风。这个55级就是始作俑者。这部“红色文学史”就是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恰中政治运动领导者的下怀,被利用为批判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高校中的老教授们的一块砖头,一个工具,因而被大事宣传渲染,树为先进标兵,名闻全国。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就曾说,今后资产阶级教授们不能上课堂,只好进编译所了。现在,人们回忆那段往事时,该又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有些同学还像当年青春年少,热情可爱,描写那个“‘如歌’的岁月”,“难以忘怀的纯真”:在春寒料峭、满天晨星里,打着红旗,高歌行进在、战斗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或是日夜奋战,在三十多天的暑假里写出80万字的“红色文学史”,“成为全国文教战线‘大跃进’的标志性产物”。对于这样付出青春、献身理想的时刻,使有些同学“终身难忘”,甚至是“终身受用不尽”。然而,如果想到十三陵水库不久成为荒洼,“红色文学史”转眼即被废弃,千万人的热情、创造力和理想不仅被虚掷,戏弄、践踏,还要齐声歌颂这样的荒唐,还要当作攻击真理的子弹。那样的悲剧,那样的灾难,竟是北大人的参与或创举,也是北大人的天真无邪,豪情壮志的结晶!多么难堪的历史!多么尴尬的回忆!
何况,就在这样高歌猛进之时,也还有“一些受难的同学,有的带着‘悔改’的沉重走在行进的行列里,有的已经被迫地离开了55级的队伍。毕业以后,十年灾难中,他们吃的苦头,受的难,更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其中《往事历历漫诉说》《毕业前后》《一封写于四十年后的信》《老后,你先走了》等几篇,或是本人的直接回忆,或是同学的追记,都详略不同地记述了怎样由一个单纯的大学生变成“敌人”,优秀的高材生变成“处理品”的过程。这是过去很少能够窥见到的真实心态。但却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历史,也无情地映照着当年部分学生的生活面影。这也都是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故事。多么残酷的岁月!多么沉重的往事!
这本书像别的校园纪事一样,也记述了许多日常学习课余生活细事、参加剧艺社、办文学刊物、搞科研、到农村劳动……等等,虽然时隔四十年,却仍然充溢着青春的气息,美好的情怀。但也时时流露出一丝伤感和遗憾,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痕迹。譬如,在那些记述师友情谊的部分。最突出的是三篇关于老校长马寅初遭受迫害的纪事(也还散见在其他文章中),人们把当年积压下来的不平和愤怒终于抒发了出来。其实,五十年代北大学生已有万人左右,且又是中文系,与马老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太多,所以不存在个人亲疏恩怨的关系。只是因为马老以他特有的学识、气度、风采、和人格魅力吸引着同学们,有着崇高威望,一旦遭受大规模的粗暴的批判围攻,学生们目睹真理被践踏,就无法接受,不能容忍,即使在当时高压政治下也用不同形式表现了自己的反感和抵抗。一个刚刚幸免于右派的同学在班里开会时说:“这样对待我们的马老,我感情上不能接受。”说着几乎落下泪来。真可谓不计个人安危了。
马老被批判了,被迫辞职了,但他挨批时,那种刚毅不屈的形象,在嘈杂的批判声中还大声坚持:“我没有在课堂上教学,影响不了学生,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他在文章中又强调说:“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都深深印刻在学生们的内心深处,融化在学生们的血液之中,也教育了他们怎样做一个北大人。当时有的同学听到这样“豪气冲天,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传来的那阵子,我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凝固了,呼吸止息了。我想起了屈原的遭遇和诗句……我除了扼腕长叹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不只是对老校长马寅初的这些纪事,也还有对系主任杨晦教授的纪事中,看到因为“性格倔强。他直面人生,仗义执言为学生所拥护;也因为直面人生、仗义执言而被某些人所忌恨。终于在1965年被校长宣布为‘敌我矛盾’……罪状却没有宣布,属‘莫须有’的逻辑。然而,杨先生依然直面人生,仗义执言;这又要加重批判。……”这校长何以有那样的权力,可以判处教授是“敌”还是“我”?北大扭曲成了变相的“法院”?北大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耻辱和荒谬!但也从马老、杨晦……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北大的传统,北大的光荣。同样,这本书在记述同学间朝夕相处、互相关怀、切磋学问、充满情趣的同时,也还记述当年有的同学被打入另册时,仍还受到同室室友的温暖和鼓励。这时的同学情谊就胜似一般了。也有同学怀着反思和忏悔的心情追述当年参与批判学友的情景,这也是中外校园生活所没有的独特的一景,却正是55级同学的经历和体验,也就有了这本书里所提供的不寻常历史的一页。
于是,就有人好奇:在这样特殊困厄的背景下,55级又怎么出了那么多的人才;又怎么还那么团结友好,有那么强的凝聚力?难道是五八年“大跃进”所赐?难道是当年“青春、理想、进步”的结晶?这本书里将会解答这些疑问。譬如《小毛》中记述的是当年被某些学生干部视为落后学生的小毛,平日学习刻苦,做任何事情都踏踏实实,不夸张,不炫耀;毕业时被作为一种惩罚,分配到最边远地区教书。那是一个地处荒野,狼群出没,极为艰苦的地方。但是小毛并没有因此沉沦;他经过艰苦奋斗,作出了优秀成绩,成为全省先进教师;后来回乡里继续任教中学,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数十年来,一身布衣,站在基础教育的讲台上,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又有一篇《毕业前后》,是记述自己发奋学习,成绩优秀,但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典型,“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而受到批判。于是毕业时又被惩罚到北京远郊一个拖拉机手培训班教书。但他在逆境中依然不能忘情于学术,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奋斗努力,现在成为著作丰富的著名近代史专家。像这样当年“轰轰烈烈”战斗中的“落伍者”“对立面”“处理品”,如今成为卓有成就的人才,在55级同学中不是少数。那么其奥秘又何在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北大这块神奇而膏腴的土壤了。本来这些同学就是从普天之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到了北大这个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里学习生活,呼吸成长,很自然地被耳濡目染,熏陶滋润,哺育营养。人们会以她的历史为荣,从先贤和师长们手中接受传递过来的薪火:这就是自由的思想,民主的精神,张扬个性和独立思考的风气,以及宽容、大气、追求科学创造的学术传统。无论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的曲折和灾难、邪恶和荒谬,都不可能把她的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只要读一读这些从风风雨雨里走过来的人们写的文章,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心态和体验,但却可以感受到他们反思历史时那种特有的冷静、严谨、宽容,以至有点近乎矜持、雍容和充满自信。正像儒家诗教所说的那样,大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
有一位没有来得及完成学业,就被当作“敌人”罚去劳改,后来回乡种田的同学,饱受了人间的苦难,从此不再回过北大。不久前,他在给同学信中说:“四十年来我受的苦实在太多,但我活得很坦然,我可以正视任何人的目光,我认为我是正直的中国人,因而这罪就该我受,我个人不算什么,好在我们的民族在逐渐觉醒,并日渐走上振兴,这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大高兴……”这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北大人的精神和胸怀。
我们的老师、诗人林庚先生在给55级题词中曾说:“那过去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这位同学则感慨说:“那岁月,不可说,不能说,谁能活出味道来,认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那也就是‘美’的享受了。”我不知道人们长久沉默,究竟是在享受那“美”不可言,还是因为不可说、不能说而独自在辨味。如果说,这是美,也是惨烈的。无论如何,作为北大人,是无法忘却的,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现。